朝廷内部的各项斗争几乎都没有停止过，君臣之间，臣臣之间，贵庶之间，皆是如此。而中秋之夜那场盛大的节庆，也好似只是一场暂停休息，让各方养精蓄锐，寻机筹谋，以备展开下一次的对抗。
这不，中秋节刚过三日，洛阳空气中的烟火气还未彻底消散，各处的花灯彩绸也还鲜亮，又是十余封奏章呈至皇帝刘旸御案上了。
这是一些刘旸不得不重视的本章，其中，有奏本，有谏章，有弹劾，有密报，而不管是以何种形式送呈，都与大汉仍在进展中税制改革有关。
若从当初赵普复拜宰相，主持国政，正式推进税制改革开始算起，至今，已是第七年头了。
任何一项改革，在中央朝廷强势的推动下，七年的时间，也足以产生一些结果了，不管是成果也好，恶果也罢。
可以肯定地说，到雍熙元年秋，大汉的税改已经彻底铺开，土地清丈量的成果就是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边鄙如高昌道，也把最新的土地清丈数据汇报上来了，当然这只是象征性，表示一下对中枢权威的尊重。
对于地广人稀的高昌道而言，土地、草场数据什么的，都没有多少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才是其治政的核心问题，包括财税也是一般。
有别于大汉内地道州，经过税改前两三年的探索，朝廷也适时地对北方诸边道州的税政进行了调整，放弃了最初以草场划分作为纳税依据的做法，经过实践，那种做法完全不靠谱，也几乎不具备可行性。
因此，对于边地，尤其是以游牧为主的部族，朝廷最终决定还是按人头来收税。甚至于，对那种完全破坏部族体系，“分地到户”的想当然政策也调整了。
到开宝二十七年的时候，朝廷对于高昌、河西、榆林、山阳、燕北诸道税收，基本恢复到了按部落人口征收牛羊马驼。当然，新的部与落，则是在朝廷户籍制度下重新组织形成的，至少早年那种完全由氏族维系的部族形式，转变成如今的杂胡杂聚。
这是经过朝廷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对于从事游牧生产的胡汉臣民，还是得维持一定的组织规模，设部长、落长进行管理、组织生产、并缴税，这也是便于朝廷统治管理的。
北方因地制宜，南边也是如此，尤其是广大西南地区，旁的不提，土司制的特殊，本就意味着税制上该有所针对性。
所幸，由于朝廷在税改事务上步调一直很稳，还没来得及在西南展开，便及时调整。
对西南道州，朝廷给出的方案则要更为简单，直接从各地土司那里收取一定的贡赋，至于土司们如何对治下的山民、蛮民如何管理、压榨，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也不怕闹出乱子，以朝廷的力量，足以弹压不服的乱民、蛮民了，并且这是土司制在大西南地区推广开来后，用二三十年发展形成的一种平衡。
而倘若朝廷要在土司们的地盘实行税改，搞土地清丈，那才会闹出大乱子。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但同样的，不管是北方还是西南，边鄙州县之中，也不乏从事传统农耕的汉人，同样有官僚、地主占地，对于这些情况，自然要依新制，统归地税了。
那么问题来了，首先如何区分地主与土司，这几乎是无解的。对西南道州的税改至今还不满三年，但从开展起，便骚乱不断。
土司骚乱，地主诉苦，甚至两者联合起来，抗拒朝廷税政，以及部分的官僚也有意把水搅浑。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搞出什么动作都正常。
也就导致，短时间内，大西南骚乱不断，冲突急剧，甚至出现了朝廷调派的治税官吏身亡的情况。最终受到影响的，当然是地方治安以及朝廷的权威，以及那些只是安安稳稳接受剥削的小民们
当初有鉴于西南局势的沮蹙，朝廷也大为震怒，尤其对于地方官府的不作为，为此，由当时还是太子的刘旸亲自签发制令，撤换、罢免甚至日常杀鸡般地拿下了好些剑南、黔中、云南、广西、安南诸道官吏，并责令道司，弹压骚乱。
朝廷施压，地方上也没有那么容易抗住，毕竟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很强的，各派地方势力方有所收敛，不过一月的时间，骚乱立止。然而，大乱止，小乱不已，在不断的牵扯对抗中，税改的进程自然耽搁了。
对于西南出现的那些乱子，中枢这边纵然不是心知肚明，也多少有些认识。如何破局，却让人为难，不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只是不值得罢了。
因此，在赵普的提议下，朝廷秘使人往西南诸道去吹了吹风，尤其在那些汉夷杂处，宗族地主势力深厚的地方。
税改是朝廷大政，态度坚决，一以贯之，绝不可能妥协，各道州必须要完成土地清丈，朝廷将以此收取赋税
虽然力量对比悬殊，西南发生的状况仍是地方与中央的一场博弈，“乡贤”们也不敢真与朝廷拧着干，中央的面子总还是要给一些的。
因此，经过之后约一年的时间，西南各道州陆陆续续将土地清丈结果上报户部，然后经由时任财政使的韩徽建议，以上报数目上增加两成计算收税。
当然，政事堂诸公们也明白，便是如此，其中仍有水分，但这也算朝廷与西南道州达成的一次妥协了。同样的，北边也是类似操作，毕竟作为边地，为了维持稳定，有一些特殊政策对待，也属正常操作。
当然，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