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一个极其深重的矛盾，尤其在东南经济发展日益抬头，到北方集团都不敢侧目、无法压制的时候，就更尖锐了。
而江淮大旱在当时，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百万人口的开封、洛阳两京，开始缺粮了。京邑之中，粮价高企，民怨沸腾，朝廷也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比如开放官仓，比如从两湖、关内、川蜀调粮，甚至专门出台政策，鼓励商贾从海外封国籴入粮米
但这些举措，加大朝廷支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关内、两湖、川蜀地区百姓的负担，中枢朝廷还是有节操的，但实在防不住一连串的人上下其手
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地方的社会、阶级矛盾也随之加深，尤其是关内道，而关内的影响是能够辐射整个西北的，于是民情复杂的大西北，在安宁了几十年后，又开始滋生动乱了。
当然，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与影响，距离其爆发，总是需要足够的时间发酵与相应契机的。而在正统十一年后帝国中枢，却不得不因江淮大旱，好好算一笔政治经济账。
京畿缺粮，盖因江淮大旱，东南输京粮米减少，而朝廷解决的办法，却严重依赖于南方道州，包括从南洋封国购入的粮食，也主要是从江海关入关，再转运进京。
因此，在范仲淹秉政后期，在帝国朝堂中枢，已经不得认真对待南方统治集团，不得不正视来自南方贵族、官僚、士族更多的声音与诉求。
总结得来说，范仲淹秉政期间，在大汉帝国统治上层，南方正式开始盖过北方，这是经济与政治相结合带来的重大变化。
且不提那些不断南下，并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当地结合的北方籍贵族带来的影响，就范仲淹，他便是南臣，能够当上尚书令，就已经说明趋势了
而这种变化，对大汉帝国的统治影响，尤其对其统一性与稳定性，利弊如何，恐怕还需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