夔州，巫峡东段，虽已过去数月，但战争的痕迹仍旧清晰可见，沿岸残破的垒寨，无不诉说着兵争的残酷与激烈。
时值仲冬，寒雾之中，江面上行驶着一支船队，顺流直下，破浪前行。冰冷的江水，扑打着船身，为其助行。
这是一支三十余艘船的船队，都是官船。这两月间，穿梭来往于江上，有不少船只，不过都是汉军在成都缴获的财货。
这支船队则不然，满载着的，乃是人口，乃是第一批迁徙出蜀的人口。关于人口的迁徙，在刘承祐的敦促下，汉廷那边早有准备，因为蜀乱，有所耽搁，但随着统治秩序的构建，局势复宁，在军、政系统的配合下，正式启动。
因为对外运输川蜀的缴获以及军需、官需的供匮，再加此番人、货的转运，朝廷特地设立了一个新的水路交通衙门，长江转运使，专门负责中上游水段一切官需转运事务，并负责对民船、民运的管理，入蜀缴获的船只悉数调拨衙下。设立此职，朝廷也有意将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发挥利用起来，加强川蜀与荆湖之间的经济联系。
至于长江转运使的职位，由江陵水师副都指挥使魏璘出任，以其归顺朝廷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乃天子钦点。这也算是对这种降臣典范的酬报，这样的“良臣”，也值得褒奖，而对于魏辚来讲，算是在大汉真正地混出头了，体制内有其一席之地。
上任的第一件重要差事，便是安排这一批蜀民的转运，魏璘亲自押送，并且沿路察看水道水情，以待整改。当年在荆南下属为将时，哪怕是水军将领，魏璘都没有如此尽心尽职，充满干劲，只能说，处在不同的环境与位置，人的表现与精神面貌都大有不同。
魏璘押送的这批蜀人，属于“罪徒”，都是被汉军打为罪人，收缴了家产的那一批蜀中勋贵、官僚以及豪强富商，计有2000多人。
按照最初的计划，这些人全部都要被发徙至新拿下的陇右及西北地区，用以充实边陲，平衡汉夷人口，加强朝廷对西北的渗透与控制。前者，汉廷安排将关中充苦力的蜀俘迁徙，授田拓荒，但那不到三万的人丁，放到西北广大区域，迅速就被消化掉了。
川蜀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上，人口殷实，在当下的国情下，密度不算低了，略作迁徙，平衡人口，还是可取的。并且，也有那么一批师出有名可作迁徙的人。
原本，朝廷是打算全部迁往西北地区，不过，随着荆湖布政使昝居润巡抚李涛联名的一封上书，打动了刘承祐。
自朝廷收取荆湖，已经过去两年多，原南平三州，损失不大，迅速归治，再加上废除了高氏当权时的一系列弊政，以及地理通衢的便利，甚至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湖南地区则不然，常年的战乱，使得民生凋敝，处处残破，周行逢的穷兵黩武，更使得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两年过去了，民生虽然向安，但田亩、税赋，始终没有得到大的恢复。又因为还要供给驻军，又占据了一定的人财力。
荆湖布政使昝居润，是个有治才的干臣，对于这新取之地，是抱有一腔热情，想要大展宏图，干出一番事业的。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深究其问题根源，还在于人口太少了。
偌大的湖南，在籍丁口，竟然不足五十万人，其中还包括在朝廷政策下归治瑶、蛮。而作为首府的长沙，城内居民不到2000人（大部分人都被暂居润逼迫+诱惑去垦殖开荒了），全境也只有两万多人。
这样的情况，昝居润怎么不感到忧虑，在他看来，湖南水脉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只要善加经营，足以发展成为朝廷的一大粮仓，税赋要地。
人口不足，是其发展的最大制约。作为荆湖地区的第一行政长官，考虑到湖南广大地区的人口，还比不上原荆南三州，而且差距还不小，昝居润认为这严重失衡，乾祐十年初的时候，就有意从江陵、峡、归地区迁徙人口，打算先在荆湖内部平衡一下人口分布。
制定并下发了道府政令，然而，此举遭到了以江陵知府孙光宪为首的一批官吏的强烈反对，人口情况，可是大汉官员政绩的重要考核项目，迁徙人口，算是直接侵犯他们的利益，哪里能甘愿。昝居润虽然是一道长官，但因为荆南与湖南的历史问题，想要力压荆南州府，强行为之，也是有困难的。
毕竟，朝廷以荆南+湖南设立荆湖道，本就是一个临时举措，为了便于管理，另一方面，也是打算让荆南在财政上对湖南有所支持。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有个限度的，除非朝廷降制，以中央的权威压迫。
而世居三州的百姓，生活安逸了，根本不动心，再加上重土难迁，没多少人愿意到湖南去开荒，即便政策很诱人。是故，昝居润的内部迁徙计划，收效甚微。
昝居润虽然感到气愤，但也无奈，内部受阻，便将目光投向外部，然而内部调剂都这么艰难，其他道州的官府，又岂能配合，是故一直没有机会。
直到朝廷平蜀，一下子让昝居润看到了希望，找到李涛这个前宰相，一起上书，道尽湖南的凄惨情状，并陈述充实人口的重要性，直接将目标放在川蜀的人口。对于新定之地，俘虏、人口外迁，阻力会相对小些。同时，制定了一份湖南发展蓝图，并向朝廷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目标。
刘承祐这边，早有针对蜀地的移民想法，昝居润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