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原材料的来源。主要是没收地主和神庙里的金属铸器，收集苏区境内能利用的所有废铜烂铁和土硝、硫磺等等。另外，从战争中缴获的胜利品也初充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特别严密。那时候，工具和原材料，有钱也难从苏区外边买进来。”
从1932年到1933年的这14个月时间里，这个兵工厂总共修配步枪4万多支。迫击炮100多门、山炮2门。机关枪2000多挺，制造子弹40多万发，翻造手榴弹6万多枚，地雷5000多个。即使没有掺杂什么虚报的水分，这个数字也只够两三次战役的消耗——“……战士们还经常从旧战场捡回子弹壳，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有时还用木制弹头，以弥补武器的不足”。其实际的作战功用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锁政策。布、药、棉、生活用品、医疗器械，一概不得进入红色区域。迫使苏区只得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布的进口很困难，就提倡种棉、种麻，自己生产土布；没有食盐，就用土法熬制硝盐；没有药品，就上山挖药材制成中草药丸或自配少量西药剂；没有医疗器械，就用竹筒装药水、用铜打摄子、用锯条加竹子做外科锯；没有绷带，就将用过的多次回收，土法消毒后再用等等”，此外就是利用军阀矛盾策动中立、收买商人走私，但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且红军的财政经济也很窘迫，拿不出太多的钱财，难以支持一个战时政权的巨大消耗。
总的来说，江西中央苏区的回旋余地太小，补给能力太弱，在持久消耗的作战之中，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在战争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无法保证兵员和粮食弹药供应。如果整体上被围攻的态势不变，必定会被困死——即使赢了第五次反围剿也会有第六次，就算又赢了第六次或许还有第七次，也就是所谓的“百战百胜而亡其国”。如果工农红军想要打破这种被动态势，只有一条途经，那就是抓住一切机遇向外发展，撕碎敌人的包围圈，把战火烧到敌人的腹地里去！
红军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那就是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李济深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通电反蒋的“福建事变”。如果当时红军能够跟福建方面紧密合作，派遣红军主力向东北突击到闽浙赣，或许还能撕碎蒋介石的合围之势，直捣沪宁杭……但这个宝贵的机会被轻轻放过了，在王明和李德过于保守的错误领导之下，红军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十九路军被瓦解覆灭，然后包围自己的牢笼又更加坚固了几分。
不过，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在此时固然是油枯灯尽、垂死挣扎，但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身在南昌行营的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一个押上了棺材本的红眼赌徒呢？
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就算**立场不会动摇，也不见得就一定只能让蒋介石当最高领袖。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上台，是因为反动势力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武力来镇压愈演愈烈的工农运动。可接下来，蒋介石却在围剿红军的作战之中一败再败，每一次失败都是在挖他的统治根基，失败得越惨，蒋家王朝就越是摇摇欲坠——不光是左派人士会趁机发动反蒋运动；就连右派人士甚至是亲日派汉奸，也不会继续团结在蒋介石身边，而是会觉得这个蒋光头实在是**无能，应该换一个更能**的家伙上台。
因此。蒋介石动员百万大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也已经是押上了他的几乎全部军事和政治资源。
毕竟，当时老蒋也就只有五个省的可靠地盘。统治地位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他麾下黄埔系的可靠兵力其实也并不算太多。为了凑出这五十万作战兵力，已经是把他的精锐嫡系给快要抽光了。而剩下另一半的杂牌军阀部队，在围剿之中一向是出工不出力，只会坐观成败，弄不好还会倒戈一击——如果第五次围剿失败的话，蒋委员长的声望势必会更下一层楼。原本支持他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也会希望这位庸君早日下台换人……接下来或许还会有第六次围剿，但是不是还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可就不好说了。
幸好。尽管赢得险之又险，中间还出了“福建事变”这么大的岔子，押上了全副家当的蒋介石，终究还是赌赢了这一把。成功地把红军逼到了绝境……至少在这一年的夏天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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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江西苏区的战火如何激烈。在未来的历史书上有着怎么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如今身在上海滩的诸位穿越者来说，都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地名而已，构不成什么实际的影响。
而在这个夏天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却是一则在历史课本上完全没有记载过的“藏本事件”。
——早在抗战正式爆发之前，日本方面就多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