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哲还指出，中国向海上的发展步伐并不比欧洲晚。自晚唐以来，中国社会开始脱离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发展路向。东部沿海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海上贸易活动繁荣的港口城市。宋元时期中国在造船技术和海上定向技术方面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航海罗盘至少在北宋徽宗时期即已运用在本国建造的大型海舶之上。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置开国禁令于不顾，几乎和欧洲人同时开始了海上探险。1405至1433年的20余年间，郑和曾率领由2万多人和一、二百艘舰船组成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郑和的远航不但达到了“耀皇威于四海”的政治目的，也极大的促成了中国民间的海上贸易发展。
但是，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巅峰，也是中国海洋发展路向严重受挫的标识**件。1433年，明宣宗朱瞻基在批准郑和作最后一次海上远征后，下达了严厉的“禁海令”，禁止沿海居民从事外贸活动。约有千余艘战舰的明帝国就这样放弃了海权，告别了大海。林义哲指出，正是明代的海禁，使得国家税源流失，加之走私盛行，倭寇入侵，明朝的国力很快衰退，最终灭亡！
“强敌四顾，陆海皆危”曾是中国近代以来安全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对海洋方向的严重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应对之策。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提出了建设海军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曾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并警示后人：“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但由于“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统治阶层始终难以在“海防”与“塞防”之间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