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自身含羞忍辱，也要顾及朝廷体面，为了朝廷大局。可以不顾及可能到来的结好“鬼奴妖孽”的骂名，仅仅这一个顾全大局的气度，就让林义哲不能不对着张佩纶写上一个“服”字！
所谓国士，当如是也！
“其实对于洋务，我也不是头一回插手了。只是偷偷摸摸的给人出些主意，不敢拿到台面上来。”张佩纶叹了口气，似乎在为自己没有施展拳脚的地方而叹息不已。
“哦？幼樵也办过洋务？”林义哲听了张佩纶的话不由得一愣。
现在的张佩纶仍身为清流一员，何时办过洋务？自己怎么从未听说过呢？
“谈不上办理，只是私底下出些主意罢了。”张佩纶说道，“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强吞琉球，琉王使人求救，朝野震动，朝廷委李制台办理，苦无善策，是张某修书至李制台处。略抒管见，延宕时日，以之为办理海军之契机，李制台从张某所言，故北洋水师得以议立。”
听了张佩纶的解释，林义哲不由得恍然大悟。
原来北洋水师的成立，还有清流健将张佩纶的一份功劳！
“此是当年之底稿。鲲宇不妨一观。”张佩纶说着，取出了一份书稿，递到了林义哲的手中。
林义哲双手接过书稿，打开仔细的看了起来。
“……佩纶之见，欲留日本，生一波折，使内外不即解严，以开自强之基，而公得因间以行其志。……近来外侮纷起，无岁无之。自今以往。有其极乎？佩纶每私忧窃愤，谓中国大局，虽中原无事，宵旰勤劳，而中外人才消乏。风气颓靡，已覆尽道光季年之习。其流极或可过之，所恃者公及恪靖二人，湘淮各营，支柱于外耳。倘再不藉攘外以为修内计，宴安粉饰，如厝薪火上，自以为安，一星终后，不堪设想矣。如倭事不结，彼不足为边患，而我得藉之以理边防，因时制器，破格用人，凡所设施，或免掣肘。今年因俄事危迫，购铁舰、设电音，久不得请者一旦如愿以偿，是其明证。北洋防军散而无纪，谅难持久，公但慨然以倭事自任，则朝命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然后及是闲暇。立水师、储战舰，汰冗弱之防兵，罢无用之将吏，规军简器，与倭相持，……以公之才，左提右挈，效可立睹也。……佩纶妄意欲公全力经营，一当倭以取威定霸，可为海防洋务作一转捩，作一结束，地球上下万国会同，开千古未有之局……”
正如张佩纶所言，他积极为李鸿章谋划了许多事情，起始之作便是对琉球问题的建言。
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密令大山纲良，以日本“王政一新”的名义，要求琉球遣使赴东京庆贺。同时庆贺使臣中不能有久米村人士（中国人的后裔）和亲清派人士。尚泰王因此遣尚健（伊江王子朝直）、向有恒（宜湾亲方朝保）前往东京庆贺。明治天皇召见了使臣后，颁布了诏书，改琉球国为琉球藩，并册封尚泰为藩王，正式侵占琉球（第一次琉球处分）。琉球国王尚泰派人向中国求救，李鸿章和清政府均认为没有能力帮助琉球国王复国，但对日本并吞琉球，也拒绝承认。其时俄国占据伊犁，两国关系急剧紧张。俄国扬言要派军舰袭击中国海岸和港口。同时，日本趁火打劫，建议中日两国分割琉球。在此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开始谈判琉球问题。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准日本人入中国内地通商，加入“一体均沾”条款。同时签订条约，自光绪七年正月起，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中国如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消息传出，“清流”立即群起反对。清廷旋命李鸿章统筹全局，详议球案应否照总署所奏办理。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建议把延缓谈判琉球案，作为发展中国海军的政治策略。
这是张佩纶出手做的大谋划。在信中张佩纶直言，留日本来生一波折，将来朝廷“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信中他还直斥沈桂芬误国。紧接着，张佩纶连续写了三封信给李鸿章继续出谋划策。随后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提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主张“速购铁甲，船械齐集，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至于琉球案，原定御笔批准，三月内换约，可探俄事消息。若俄事三月内已议结，则不予批准。在中外矛盾交集、朝廷内部“清流”与沈桂芬一系激烈争论的复杂环境下。李鸿章和张佩纶竟能联手，将争论焦点悄悄的转移到发展海军的话题之上，可谓神来之笔。
“闻圣谕中论及水师，佩纶之愚，欲请公先将此事酌复，奏设北洋水师。令其巡阅三口，勘定炮台形势，……参定水师额缺天津本有满洲水师，乾隆间裁，嘉庆间复设绿营水师，总兵驻新城，旋亦裁并。登莱旅顺忽分忽合。忽裁忽设，似三省各宜设水师总兵一员，归提督节制，而提督归北洋大臣节制。沿海炮台兵弁，必提督可以钤辖，方可一气。提督驻扎当在旅顺，可以安顿省公，且与春间原议相合。海防定为经制，则买铁舰、设炮台、裁营汛、立舟师皆有主者，不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