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里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医生跟万慧来说：
“你看到马路口修理自行车的吧，经常有自行车里带被什么东西扎破了，到他们那里去补车的里带，多少钱？不贵，两块钱，但是他是补个自行车里带啊！我们的医生值夜班，经常接到急性心脏病患者，有时一抢救就是几个小时，等于是把心脏给补好了，给补上了，医生的夜班费是多少，也是两块钱！”
据万慧来的调查，他从不收取患者红包的，吃顿饭都非常罕见。
不仅这样，他有时还自己拿出钱帮组贫困的患者。
他说了这番话，万慧来记忆深刻：
“我们这一代没有什么，不是说我们怎么高尚，习惯了。过去就是这么过来的，后来者就不好说了，还得靠制度吧，光靠教育是不行的。呼吁考虑医生护士的待遇问题，虽然不能与日本韩国等国相比，起码别搞得太低了！”
因为人们有公费医疗，有些人错误地认为这是国家给的福利。
正因为有这个制度，医生才有饭碗，只要服务好就行了。
一位儿科的护士长说：
“小孩打吊瓶扎头皮针，每个家长都希望一针见血，让孩子少遭点罪，这是人之常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万慧来点头认同。
“但是大部分婴儿血管细如发丝，加上孩子大小、胖瘦、血管好坏各不相同，一天扎上百个甚至几百个吊瓶，要做到100一针见血是不可能的。有的家长非常急躁，有的则是暴跳如雷，甚至破口大骂，我们也非常为难，解释也不听。”
万慧来说：
“真的可以理解。但也只能让护士们苦练基本功，一扎一个准。”
护士长说：
“我们得考虑统计学上的概率，这是科学，国际上也是认可的。一针失败者，肯定存在，说不上落在那个孩子身上，从统计学上讲是个数字，可是对于孩子亲人讲则是100的痛苦，这真是没有办法，还是希望大家互相理解。”
万慧来每天跟医生们讨论，再找一些患者进行调研。
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对个别医护人员的不良医德医风，提出了批评，
另一方面大家也对医生职业的特性、医患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基本上是在原有体制内，侧重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层面。
但是万慧来还是附上了自己的个人观点：
在医疗没有成为社会基本保障的坚强支柱，当国家没有更多投入而默认以药养医这个收入渠道存在时，再谈医德医风就显的非常伪善，甚至非常滑稽。
她个人觉得，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个看病问题，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这是个社会道德底线问题，是一种社会疾病。
所以向上提建议，下最大决心、拿出巨额财政收入，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并再三申明，这是最低级的、最基本的、最应该马上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往前走。
有个手术室的医生跟万慧来说：
“有的病人家属候在医院走廊里，瞅见我走过来，就往我白大衣口袋里，塞个东西扭头就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塞的是什么，人早就没影儿了。”
他叹了口气说：
“我非常理解家属的心情，无非是希望医生能尽力做好手术。但在我看来，作为一名医生，病人将生命托付给我，我自然会尽力做好每一台手术，这与红包无关。”
万慧来点点头，表示有同感。
“对我来说，患者家属每送一个红包，就是在给我“添一次麻烦”，因为每收一个红包，我就必然得往住院处跑一趟，耽误的时间也不少。为了拒绝红包，我还会“威胁”病人家属：“你把钱拿走，不然我就不做这手术了。”
万慧来知道这位医生的的手术每周都安排得很满。
在他看来，时间不是人们常说的“时间就是金钱”，而是“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能让病人少一份痛苦。”他说。
万慧来说：
“你们科有时一个手术下来就得10多个小时，连正常吃饭、作息的时间都不能保证。采我记得你们科的人说过一件事。”
“说我什么？”
“说你才做完手术，想在办公室休息，可刚躺下一会儿，隐约感到有人敲门。开门后，值班护士带着歉意说：平时敲门您一下子就醒了，今天我敲了三分钟您才醒，看来您是太累太困了，又来了个病号，还要请您去处理一下。”
“所以我经常给病人家属说：‘你们不要给我送红包，这是在给我添麻烦，我的时间太紧张了，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
他笑着说：
“拿着红包，我就得惦记着这个病人什么时候该出院了，我得赶在病人出院前把钱送到住院处。”
万慧来感慨的说：
“感同身受，十分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心声，我会代为向上传递。”
几个月脱离科里的医护工作，投身到这样的现象调查和反思中，万慧来觉得一个人思索的重要性。
不久，陈娇来找她，跟她说自己和纪良已经结婚了。
万慧来很意外，话冲口而出：
“不是分......”
“分手了？是吗？那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陈娇低着头说：
“可每一次分手，我又去找他。我发现自己离不开他。”
他们原本计划在几年前就结婚，一拖再拖，到了今年。
在她家里的要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