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哥哥为什么不在你跟同学们分开的路口接你？你一个人走这段夜路，万一遇到了坏人可咋办？”赵波涛问。
“我们村没有外来人口，路上很安全。以前我哥是在我和同学们分手的路口接我的，后来我就想独自走这段路，不长，不到500米。在学校待了一整天，我是想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所以就让哥哥在前面等我了。“张欣然说，“不过我们约定好了，只是在有星星的夜晚我才自己走这段路，没有星星时哥哥会拿着手电筒在同学们分手的地方接我。那时，天地黑黑得混为一谈，手电筒是唯一能带来亮光的东西，一看到这束光我心里就踏实了。”
“你哥哥对你真好。”赵波涛说。
张欣然没有看他，依旧看着星空。在朦胧的星光下，她那张白净精致的脸上盛满了跟月亮一样的柔光。
“你家离学校远吗？”赵波涛问。
“不远。走4公里山路就到了。”张欣然说，“我们学校条件太差了，咱们黄怀省是全国最穷的省，而南安市又是黄怀最穷的市，我们土关县更是南安最穷的县。我至今都忘不了那几年冬天，在寒冷的教室里尽管老师给大家生起了炉子，但同学们还是冷得直跺脚，学校为了省煤，就往炉子里加了些干木头，教室里常常冒着烟，干木头加多了就呛得人流眼泪。”
张欣然的讲述一点点把赵波涛拉回到了他来洛明工业学校之前的日子。他静静地看着她，若有所思。
张欣然说：“到了初二以后，为了节约时间，我中午就不回家了，就把带来的凉饭放在教室的炉子上加热，看着外面纷飞的大要咽下。后来班主任老师发现我们边吃饭边被烟呛得流眼泪，就给我们弄了一些无烟煤，说以后热饭时就不要往炉子里加木头了，直接烧煤。要不，你们一边呛得流泪，一边吃饭这可怎么行？咱学校就算再穷，也得让你们这些重点保护对象少受点罪。”
“保护对象？”张琰自言自语。
“因为留下来学习的都是学习好的，老师都把我们称作重点保护对象。”张欣然说，“洛明工业学校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教室窗明几净，什么东西都应有尽有。而我至今都忘不了，有一次，在老家上学路上突然下起雨夹雪，把人浇成了落汤鸡，到了教室后就靠着这个炉子把全身干，更忘不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爸爸早晨四点就起床，用牛车把我送到了通往外面的汽车。
说到这里，张欣然声音有点颤抖，突然说不下去了。一幕幕难以抹去的片段，似乎变成了一种无法退却的心里阴影，在她心里日夜缭绕。她的眼睛里有种晶莹剔透的东西在闪烁，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动着，闪动着……
“只有星星知道我的心，我永远喜欢它们，它们不说话，但又会喃喃轻语……”张欣然说。
“唉！我小时候跟你差不多，不过条件倒没有那艰苦。到了这里后我才知道，每个人的命运都由不得自己，我们班许多同学来自城市，大都是兵工厂的子弟，从小家里条件就很好。想想，都怪我们出生在那个贫瘠的地方，要是我们也能出生在城市，父母每个月也能挣到工资，我们也就不会受那些罪了。”赵波涛说。
张欣然将目光移向他，注视着他，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其实到了我上中学时，条件已经比以前好些了，村里比我大七八岁的那一批孩子上学时，连家庭作业本都没有。”
“这么穷？那应该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吧？”赵波涛说。
张欣然没有回答他，只是继续说：“我们村有个大哥哥学习很好，但他爸死得早，家里很穷，他的作业本用完了，每次都是他妈给他一个鸡蛋让他去小卖部换一张1平米大小的白纸，回家后再对折着把它裁成作业本大小，他妈妈再用针线缝成小本子。这位大哥哥只能先用铅笔写，再用圆珠笔在铅笔写过的纸上重新作演算纸，一不小心就把纸写破了。他考上了黄怀卫校，毕业几年后就把他妈接进城里再也不回村里了。”
“那位大哥哥对我们村学生影响很大，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励志故事，从那以后我们村里一共考出去了3个学生，一旦考出去，也就算是彻底把穷根给拔掉了，他们都和那个大哥哥一样，似乎对村里有仇恨，就再也不回来了。”张欣然说，“现在想想，农村孩子要想考学是多么不容易，我上小学时就帮家里干活，每天放学后都要去放牛去给猪拔草，哪里像现在的同学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专门学习？”
“你不是有哥哥吗？怎么还让你这个女孩子干这些？”赵波涛问。
“哥哥一天都没闲着，他学不进去早早就不念书了，但那时家里的活一年四季干不完，锄地、平地、播种，除了这些还要上山砍柴给牛铡草……农活都是要赶天气的，拔草、喷药、杀虫、从抢收麦子到碾打，哪个不是在炎炎烈日的高温下干的？”张欣然说，“夏天收后我每年都要黑一层，瘦一圈，我的手都会蜕皮。好在上了初二以后，学校不给我们放夏收假了，这才把我给解放了。”
张欣然的话把赵波涛也拉回了过去，他跟她并排坐在连椅上，思绪万千。“你说的这些我也经历过，往事不堪回首啊。我也是在一次次的劳动中体验到了农民的辛苦，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走出农村。我想，咱连干活的苦都能吃，学习又算得了什么？”
张欣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