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进入陆风境内没到鸣西市之前，武军强和田庆文就相继下车，只留下张琰和王小玲继续前行，一连站了9个小时，他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折腾了整整一天，绿皮车终于抵达虢龙火车站，王小玲已经背不动行李包了，张琰就把行李包从她身上取了下来，两个人一人拽着一条背带，抬着背包走出了火车站。
“看！你爸！”张琰一眼就看见了出站口栏杆外前来接站的人流，只见一双粗壮肥胖的胳膊伸过头顶，举着一个拆开的纸箱，纸箱的硬纸板上用白粉笔写着“王小玲”三个字。
慵懒疲惫的王小玲一下了被激活了，她赶紧顺着张琰所指，看见一个举着牌子的肥胖的男人，这个男人在人群里时而露出一点脸和身子，时而又被人海淹没了。
“爸爸，是我爸爸！”王小玲眼睛放光，她激动地冲着张琰说，“走，我们赶紧出站！”
“爸……”王小玲一见到爸爸，就把行李撂在爸爸脚下“哇”地一声哭了。
“玲玲，怎么了？好不容易回家了，怎么啥都不说，就哭了？”爸爸有些疑惑的又问张琰，“玲玲怎么了？谁欺负她了吗？”
张琰看看王小玲又看看她爸爸，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这时，王小玲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她对爸爸说：“爸，走吧！我们回家！”
她一说完就朝前走去。爸爸从地上捡起女儿的行李包，有些莫名其妙，赶紧跟在她身后朝面包车跟前走去。
“老王，没啥，没啥。娃回家了，娃这是高兴啊，她毕竟年龄小，又是第一次离家这么久……”一旁的面包车司机说。
天就要黑了，经过一路颠簸之后，面包车终于驶到了县城那个熟悉的十字路口。几个月前，张琰和父亲就是在这里上的面包车。
父亲张有志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都快被冻成了冰棍，鼻子通红，身边那辆曾经被唐诚弄坏的自行车，孤零零地站在风里。
面包车嘎然而止。
“张老师，你娃回来了！”王小玲爸爸打开副驾驶室的车窗玻璃说。然后就推开车门跳下车来。
两位家长一阵寒暄过后，张琰跳下面包车，面包车冒着黑烟开走了。
“爸爸……”
张有志被冻得又青又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把张琰从上到下好好打量了一番，然后，轻轻地拉着他的胳膊问说：“长高了，脸比以前也白了。”
张琰冲着爸爸笑了笑，露出白白的牙齿。
“路上人多不？”张有志问。
“多！火车太难挤了，火车站尽是从南方打工的返乡农民工，他们扛着大包小包使劲地挤，身上又脏又臭。”张琰说。
“你要是考不上中专，这会也就是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张有志说，“国强也去南方打工了。”
“国强去南方了？他成了农民工？”张琰问。
父亲用脚拨开自行车的撑子，一边推着车子向前走一边说，“他没考上高中，初中又不允许复习，你到岚莱一两个月后，他就南下去打工去了。听他爸达富说，打工的活是国强他同学给找的，好像是他同学先去的南方，后来写信把他也叫去了。他去打工前，还在咱县上的职业学校学过一段时间的厨师。”
张有志把张琰带在自行车后面，这时，张琰才，从肩上放下来抱在怀里，如释重负。
张有志没有像信中说的那样一起去县城买东西，天色渐暗，他们的自行车沿着狭窄的柏油马路，向前行驶着，发着吱吱吱的声响。路边的树木光秃秃的，连一只有小鸟小狗也见不到，大片大片的麦田里，麦苗被冻得瑟瑟蜷缩在了一起，平踏踏地铺在地上。
这个季节正是小麦的蛰伏期，它们匍匐在土地上，将身子紧紧地贴着黄土地，用这种方式坚强而坚韧地抵御着严寒的摧残和考验。
“唐诚呢？他放假了吗？”张琰问。
“你走以后他去县上上高中了，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也没见过几回。你走了，他也就不再来咱家了。唉！他爸去世后对唐诚的影响很大，他报名时袖子上还戴着孝布，咱们这里的风俗是人去世后要一连过7个‘七’，每个‘七’他都得回来给他爸上坟……他爸去世后他妈就病倒了，唐诚还得干家里的农活……”张有志说。
“她姐呢？”张琰急切地问。
“去县里的皮鞋厂打工了，听说厂子也不行，都快倒闭了，她干了几个月连一分钱工次都没领到，工人们就去讨薪，后来厂里实在没办法，就给每人发了两双皮鞋，一双男式，一双女式。”张有志说。
“还发皮鞋？那不错嘛。”张琰说。
“啥不错？是皮鞋厂用皮鞋抵工人的工资。我看，这县办企业是办不下去了，不光皮鞋厂，县里办的什么食品厂、汽水厂都已经倒闭了。”张有志说。
张有志把自行车骑到通往周王村的乡间小路时，天色越来越沉，灰蒙蒙的暮色笼罩着苍茫的大地。路上一个人都没有，空旷、寂寥、萧条。一阵寒风吹到脸上，张琰觉得眼前的一切是这么的熟悉和亲切。在这里生活了16年，他觉得自己原本就属于这块土地，他在这里的每一次呼吸，都是这样的畅快和自由。
乡间土路上坑坑洼洼，自行车一颠一颠，有点坐过山车的感受。父亲不再说话了，他憋足气死死地握着把手，弯着腰，佝偻着背，缓慢地蹬着脚踏板，每蹬一下，脖子就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