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年间，上元节或许不是这年头最重要的节日，但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节日。
首先，它在年节之后，春耕之前，这个时候，没有到农忙的节气，但天气却已经转暖，不似年节那般寒冷，正适合出门。
与此同时，可能是人类共有的特性，春天的节日向来是对女子网开一面的，宋代及之前，虽然女子的地位都一直是有的，但允许所有年龄段的女子放肆出来游玩，却也仅限于两个春日节庆了……于乡野而言，无疑是春耕后的上巳节（三月初三）最为契合，这一天是踏青、沐浴、去邪的好日子，而城市里，毫无疑问就是上元佳节了，花灯、祈福也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其实，这种春日间节日对女性的额外尊重与网开一面，很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殖崇拜、自由恋爱与农耕社会的妥协与结合的产物。
这一点，可以从很多原始的部落、早期开化文明中清晰窥见到一些特定的发展脉络……好的坏的无所谓，但古今中外，着实都免不了这一遭的。
只能说，即便是渐渐保守化和持续性压抑的中国，也阻拦不了这种人类基本的最**与需求。
毕竟嘛，洋和尚也偷灯油，政教一体的中亚军阀们也喜欢养**，大家都是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当然了，到了宋代，记载在《周礼》中，得到儒家老祖宗双重认证，但却更加放肆的上巳节，忽然间便在北方和中原消失，而主题更收敛一点的上元节却得到了官方的更进一步推崇……从这个角度来说，却似乎又是封建礼教的胜利了。
中国传统社会性压抑的进一步加深，以及女性实际社会地位的减弱，似乎也是事实。
不过这么一来，上元节前后五日，所谓‘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四门大开，不禁昼夜’，以至于连刑狱机构都可以趁机展示刑具，几乎变成大宋版的狂欢节，却也算是另一种释放结果了。
而这其中，又公认的，尤其以东京城的上元节格局，历来显得与他处不同。
一连五日，自正月十四到十八，城内城外，乡野地方，真真是百万人口倾巢而出，彩灯遍布整个城市，甚至一直延伸到城外的岳台、青城，整个城市到了夜间，几乎变成一片灯海。
而且这其中，城西灯景的别致，城南灯海的密集，城东灯市的奢华，城北灯场的广阔，素来是出了名的。
但这些又都比不过宣德楼对面，御街正中间的灯棚灯山。
所谓灯棚灯山，乃是皇家诏令工匠，自年节时便开始建设堆砌的彩棚式大型灯具，每年形制大小都不相同，其中高一些的几乎要与宣德楼等高，宽一些的几乎要与御街齐平。
实际上，每年上元节假期的第二日，也就是上元日当天晚上，整个东京的士民百姓往往要从大白天开始便到御街两侧占座，专等晚间的灯山、灯棚的点燃……这就好像后世的春晚一般，甭管好看不好看，总是个特定的保留节目，而且是正戏。
不过，细细算起来，从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那一拨女真人围城算起，东京城已经足足七年没有真真正正的起过正正经经的灯棚了。
可这一次，过年的时候，便隐隐约约有官家龙颜大悦，然后拨出专款，召集工匠做灯具的传言出来……大家考虑到去年没有任何大的战事，官家的权威地位又到了根本无法动摇的地步，再加上还有元祐太后归京的由头，所以反而多有信了的意思。
高级官员们也多没有反驳流言的意思，因为他们亲耳听到户部尚书林景默与赵官家的对话，所以知道去年的建财计划其实已经超额完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弄出来几万贯、十几万贯做个样子……而且还能让上元节的市场热闹一点，多收些商税、卖些彩票，套回一些成本……未必就不行嘛！
然而，传言归出言，一直到建炎八年的上元节假期开始，众人都未曾看到宣德门前起什么灯棚，只是在御街两侧廊下起了灯谜，然后当日例行给秘阁以上重臣赐下了相国寺的素斋，然后不免对朝廷和官家有些失望。
唯独失望又归失望，却也注定不会有人提这个由头的……真要提了，不用官家开口，自有其他官员拿着国家未靖，勤俭节约做借口，让你下不来台。
当然了，正如之前所讲的那般，在国家一整年没有大的军事行动，经济全面复苏、朝堂格外稳定的情况下，东京城今年的上元佳节尽管没有皇室和官方的大举参与，但规模却依然直逼往年丰亨豫大之时。
甚至，可能是因为憋屈了许久的缘故，民间的活跃程度，好像更胜一筹。
一连五日，晚间灯市、灯谜不提，便是白日，城北蹴鞠场也连开五日表演赛，内城诸门左近的彩票点更是加了上元活字特别彩票，每日都有十文博百贯的奖项现场开出，据说五日奖项分别是三位太后与两位贵妃当日亲手封装的……第一日开在是朱雀门，第二日在宣秋门，第三日是望春门，第四日的时候，许多人蜂拥到丽景门、闾阖门、崇明门三门，全家大笔购入数十份、上百份奖票，却不料居然还是在望春门！
等到了第五日，也就是正月十八这天，到了傍晚前，内侍省的内侍在各处门前同时当众打开御封的小匣子，却不料里面除了一个郑太后指定的百贯的活字串外，居然还有一个官家指定的千贯活字串！
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