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三天的猪肉涨价之后，西湖问政大会正式开始了。
而因为杭州古称武林，当今天子又是建炎天子，所以这次大会早在长达三日的东坡肉涨价风潮中便已得了个诨名，唤做建炎武林大会。
但不管叫什么名了，都不耽误西湖一时人头攒动，士民百姓踊跃至极，以至于始作俑者赵官家都有些惊愕。
其实，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简单到不言自明，那就是虽然南方地区顶尖士大夫迭出，可那只是这些士大夫的个人成就，却不耽误自古以来南方作为一个整体就一直处于政治洼地，南方群体从地域上而言就天然处于政治劣势。
与之类似的，还有蜀地，而一江之隔的两淮，政治地位就要高上很多。
这种情况，从大宋建立开始就很明显，彼时作为被征服的南方一开始就是统治者天然不信任的区域。等到了靖康之后，建炎天子首开问政风潮，大幅度让渡皇权，宰执与六部九卿实权大大增加，公阁、秘阁成员的政治地位渐渐竖立，太学问政也已经成为国之重事，而南方依然因为远离首都，跟这些事情无法搭边，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政治疏离感与政治饥渴感。
与此同时，偏偏经历了靖康之变后，两河俱失，中原、关西、京东俱损，南方在国家内部的重要程度变相大幅度提升，而且国家还需要北伐，这就更需要南方的财力物力支持。
这种情况下，矛盾也自然就出来了。
而这个矛盾也正是南方士大夫群体渐渐跟失意道学、赋闲下野官员合流的一个基本背景……按照大家的理解，赵官家此番南下，就是为了化解这个矛盾的。
所谓政治协商大会，就目前来看，无疑是仿照着太学问政这个成例搞出来的一个化解矛盾的好方法，最起码形式走对了。反对派嘛，也是少数，大家本意上还是心向朝廷和陛下的，把江南抖一抖，团结起建制派，局面还是大好的。
话说，可能是因为江南十月小阳春的缘故，一场初冬小雨之后，非但没有降温，反而有些气候和煦的感觉，这种时候，随着大会正式召开，西湖畔的诸位热情不免更加一筹。
第一日的时候，很多都是集体上书，而这种集体上书却很有意思的多以地域来划分，通常是一个州郡内的宿老名士带头，而上书的形式也都文采飞扬的一整篇文章，但细细看内容，却多是一些老生常谈甚至于大同小异的东西。
第一条一定是要赵官家亲贤臣远小人，接下来一定是要厚德载物，一定崇俭去奢，一定要广开言路，一定要善待百姓，一定要兄友弟恭……
这当然都是很正确的建议，但每当赵官家当面认真问他们谁是贤臣谁是小人时，他们却往往表现的一塌糊涂……最少一半以上的人是怯场的，当面把文书交上去以后就在赵官家和三位相公跟前摇摇欲坠，一开口就口吃语塞；而即便是另一半能维持姿态回答问题的体面人士，也多在说了几个名声比较好的大臣后变得顾左右而言他。
开什么玩笑？
虽说南方因为加税的事情对几个当政的宰执都有怨气，可你让他们当着吕颐浩的面说谁是小人，他们也真不敢，吕相公没有隔夜仇这名头，东南士民比中枢印象深刻的多！
便是隔空说首相与枢相的不是，难道就行了？
说尚书也不行啊！没看到那个说尚书的侍郎直接被赵官家弄死了吗？
不如不说。
至于崇俭去奢，赵官家细细去问，他们也支支吾吾，大概是觉得官家在东京挖鱼塘那事太匪夷所思，他们又没见过，所以未必是真的，但真要当面这么讲，又不免尴尬。
至于官家所穿的大红袍子也是半旧的，那就更不好说啥了。
谈起宽刑仁恕，赵官家再问他们之前《刑统》具体修改的哪里不到位？他们甚至不知道早在尧山之后，为了安抚老百姓，《刑统》就已经朝着宽恕这个角度大修过了。
其他的也多如此，真看文章，大概就是写的很棒，真问细则，往往是说不出几句像样的话来。
不过，即便是对于这样的文书，赵官家也多只是一笑，然后便让两名一看便是富贵面相的翰林学士出面，堂而皇之的依礼认真收下文书，同时还会亲自避席给对方赐下座位，乃是要这个带头之人在随后的问政过程中‘以备咨询’之意。
除此之外，文章写得格外好的，或者应答还算体面的，一般还要问问有没有功名出身？如果没有，那自然会当场赐下一个同进士出身。举荐的人物如果是就在江南的在野人物，还要发出‘赤心骑’去征召，邀请对方来现场奏对。
且说，一开始的时候，随行的三位相公里，吕颐浩对这种事情是很不满的，他就觉得这种环节没啥意义，而李纲虽然没有反对，但他没反对只是因为他政治起势就来源于太学生伏阙，所以不好直接反对，实际上他对这些步入中年早已经朽掉的士大夫非常看不上，认为不如直接召一些年轻人以及知名士人来问。
但很快，随着这种形式主义大于实质内容的上书成为风潮后，李吕二人立即就意识到了赵官家这般作为的真正意义了——意义其实就在问政本身上面。
下面这些士大夫，又不是什么阴谋集团，看他们组团上书的模式就知道，还是根据地域组团，因为这年头他们想串联都无法越过地域这个限制，送上来的文书也多是和稀泥，明显是中和了地域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