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雷，布于水中，常攻其不备，对过往舰船造成巨大损伤。
最早关于“水雷”的书面记载，见于明朝嘉靖年抗倭英雄唐顺之编纂的《武编》一书，其中火器篇详细记载了这种水雷的制作方法：“用大木作箱，油灰粘缝，内宿火，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水雷构造的书面记载。
1590年，明神宗万历十八年，又发明了最早的漂雷——以燃香为定时引信的“水底龙王炮”。9年后，名将王鹤鸣又发明了以绳索为碰线引信的“水底鸣雷”，并详载于《火攻问答》。后来，经过多次改进后，触线漂雷诞生，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将其命名为“混江龙”。
欧美直到18世纪开始实战使用水雷。北美独立战争中，北美人民为攻击停泊在费城特拉瓦河口的英国军舰，于1778年1月7日，把火药和机械击引信装在小啤酒桶里制成水雷，顺流漂下。当时虽然没有碰上军舰，但在被英军水兵捞起时突然爆炸，炸死伤了一些人，史称“小桶战争”。
近代水雷首次被广泛使用日俄战争期间（1904至1905年），所用的是触发水雷，就是圆圆的球体上有好几个触角，无论舰船触碰到它的任何一个触角，都会发生爆炸。这种水雷漂浮于浅水区，用锚链固定位置。当潮水合适时，它们恰好在水面下，当船只碰触后，即时爆炸。在俄日战争期间，用了约2000枚这样的水雷，摧毁了16艘舰船。炸掉1艘舰船平均用了125枚水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至1918），近代水雷战术和扫雷技术得到发展。在北海水域针对敌人的动向布下了数千枚水雷，以形成防御屏障。通过在已知的敌舰航道上悄悄布雷，水雷也可发挥进攻性作用。由于布下了23万枚水雷，超过1000艘商船和战舰遭到损失。炸毁一艘船平均用了200多枚水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付出巨大努力去开发更好的扫雷技术以对付更多的水雷。二战期间，各国总共用了10万枚进攻性水雷，炸毁了2665艘舰船。也就是，炸毁一艘船平均用了37枚水雷。另外大约使用了20.8万枚水雷实施防御，阻挡敌人前进，消耗它们的资源。
战后，各国充分认识到了水雷的超高“性价比”，纷纷加紧对新式水雷的研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瑞士的“风暴”水雷、英国的多传感器“石鱼”水雷、苏联的定向攻击水雷以及美国研制的自航水雷等。
然而，水雷因易布难扫、水下生命周期长等特点，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新老成员同台竞技的画面，尤其对一些海空装备体系不发达的国家，老式水雷依然在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中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战果。越南战争中，美“卡德”号轻型航母被水雷炸沉。两伊战争中，一枚价值仅1500美元的老式水雷，将美新型导弹护卫舰“罗伯茨”号炸开一个大洞，造成近1亿美元的损失。
正因如此，水雷同化学武器一样，被誉为“穷国的原子蛋”。
雅尼克打算效仿二战时期美国对日进行的“饥饿战役”。
倭国是一个工业发达但资源贫乏的岛国。二战期间，倭国92的石油、100的橡胶与棉花、87的铁矿、90的焦炭、20的粮食等战略物资需要从国外进口，国内物资运输也大部分通过内海航运。
可以说，海上交通线就是倭国的“生命线”。有鉴于此，美国认为，只要破坏倭国的海上交通线，就可以削弱其经济生产能力，摧毁其战争机器。
“饥饿战役”从45年3月27日开始到8月15日结束，历时4个半月，期间美军出动b-29轰炸机1528架次，布雷12053枚，其中磁性水雷4900枚、音响水雷3500枚、水压水雷2900 枚、低频音响水雷700枚（美国海军出动的飞机和布设的水雷未计在内），所布水雷共炸沉炸伤包括海鹰号航母等65艘军舰在内的670余艘船只，其中炸沉和重创无法修复的达431艘，总吨位140余万吨，相当于战役开始时倭国船舶总吨位的75。
美军此次攻势布雷效果非常显著，平均每布21枚水雷就炸沉倭国船只1艘，而美军损失极其轻微，仅损失飞机15架。
“饥饿战役”的成功实施，几乎彻底切断了倭国至关重要的海上运输，45年8月比45年3月，下关海峡运输量下降98，几乎完全中断，而濑户内海也只能通行机帆船之类的小型船只。在这四个半月中进口物资下降90，维持战争所急需的石油、煤炭、粮食等战略物资供应近乎中断；军工企业由于原料断绝，纷纷停产或关闭；大批飞机、舰艇由于燃料极度缺乏而被迫停飞、停航，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航运中断，250万吨大米堆积在朝鲜港口，而倭国国内的粮食供应却极其困难，因为要优先保证军队需要，广大平民粮食配给降至最低限度，食不果腹，终日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
此次战略性的攻势布雷，美军准备充分，计划周密，海空兵力协同配合，投入兵力之集中，布雷海域之广阔，布雷强度之密集，可称得上史无前例，尤其是最后两个阶段，两个半月之中，共出动飞机878架次，布雷7288枚，更是收到了显著效果，最终实现了全面彻底封锁倭国海上交通的战役企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予倭国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显示了水雷这一古老兵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与战略轰炸相结合，大大加快了倭国的彻底失败。
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