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搬迁骤然成为京城最引人瞩目的生活现象。
几乎京城的每一处，都能看见有人离开了狭隘的旧居所，迁入了新建成的单元楼。
为此，闹市里的家具商店，随之越发生意兴隆，拥挤不堪了。
还有那些蹬三轮车的个体“板儿爷”们，简直都快忙和不过来了。
他们也开始变得和打家具的木匠、颠大勺的厨师一样吃香，赚钱赚了个不亦乐乎。
而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京城建成新房的数目越来越多，持续增加。
另一方面，在国家的督促下，这些房子还不得不在短期内尽快确定归属。
敢情去年为了响应“伟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提议。
最早一批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到了可以落成使用的时候。
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京城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总共也达到了万平方米。
但偏偏这些房屋的入住率却始终不尽人意。
由于各单位内部的房屋分配标准，严重受到各种各样人事关系的干扰。
对房子你抢我夺，四处扯皮，大部分房子始终无法投入正常使用。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在今年2月份就下了一道严令。
要求任何机关单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个月之内必须住进人，否则空置房屋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
所以算算时间就知道了，如今两月过去，已经差不多快要到时间窗口了。
那么拥有这些房屋的单位，还能不急着吗？
当然要尽快把房子分配下去，总不能真被没收吧？
于是乎，整个京城，才会难以避免的掀起了一轮集中性的搬迁狂潮。
各个单位都如同驱赶牛马一样，急茬的把人赶进了房子。
不过无论如何，哪怕是做“牛马”，能够在此时被“赶”进单元房的人，也绝对是这个年代的幸运儿。
因为和以往相比，这些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
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
人们再不用像住平房那样，为燃气供暖，为上厕所洗澡的种种不便发愁了。
像在这个月，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乔迁新居后。
就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夕照街》的。
或许也正因为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对新居的条件无比满意。
在这部影片结尾处，他笔下的夕照街居民，就像他自己一样。
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幸福地搬进了窗明几净的单元房。
只是，电影中所表达的美好愿望，终究也只是愿望。
现实中城市建设停顿了十年，这年头缺房的人也实在太多了些。
居住条件恶劣，这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面对的问题。
哪怕房子盖得再多，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也就成了杯水车薪了。
所以这就像食物链一样，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
不用说，这种情形下，肯定有一些人属于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
那没别的办法，便只能另行变通之法来解决问题。
比如说，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就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
同样是在这个月，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
他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
尽管房间小得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
放进去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
但与那些仍旧没有分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要知道，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
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
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纯属巧合，这一年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就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
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就让这部电影成了这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另类记录。
使得日后的人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但说句实在话，即使是这样的筒子楼，也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
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想办法。
就像鸟儿“絮窝”一样，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
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
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邻居就不说话。
“杂”是必然的，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运气好，院里地儿还大，有地方接房、改房。
靠四处捡来的砖，先下手为强，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着后面的人，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