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李笠和皇太子李昉闲谈，谈起一个历史人物——刁雍。
刁雍，为晋（东晋）尚书刁协的曾孙，刁氏于中原战乱之际南迁京口，号为“京口之蠹”。
而京口，为北府兵的驻扎地。
某年，刁雍那家财万贯、良田无数的伯父刁逵，因为一个大头兵欠债还不起，便将其绑在树上当众鞭挞，以儆效尤。
那个大头兵，名叫刘裕。
后来，刘裕发达了，成了执掌朝政的权臣，当然忘不了那次羞辱，于是，刁氏迎来了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晋国也即将走到末路，晋国宗室司马休之对抗权臣刘裕失败，逃入秦国，刁雍便跟着入秦。
之后逃入魏国，成了魏国的官员。
刁雍主动请缨，到黄河南岸（魏、晋边境）驻防，专门和刘裕对着干。
刘裕代晋建宋，即刘氏宋国，那年，刁雍大概是三十岁。
时光流逝，当刁雍快九十岁的时候，刘宋灭亡。
他看着那个大头兵发迹、掌权、建国，又看着仇人建立的国家，陷入太子弑父、宗室相残、最后被人取而代之。
亲眼看着仇人的家业灰飞烟灭，可谓一大快事，五年后去世的刁雍，想来是死而无憾。
此外，还有一个人，见证了刘宋从建国到灭亡的过程——琅琊王琨。
刘裕代晋建宋时，王琨大概二十岁，作为高门子弟，当时已经当官，为郎中，亲历晋帝禅让、刘裕受禅。
当他快八十岁时，又亲历宋、齐更替，见证了群臣劝进、宋帝禅让、权臣勉为其难受禅称帝的全过程。
所以，刁雍和王琨，是经历或见证晋、宋、齐三代更迭的人。
其实，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无非是不出名而已。
而萧氏齐国的国祚只是二十来年，所以经历宋、齐、梁三代的人更多，譬如梁武帝萧衍。
宋、齐换代时，萧衍十五六岁，作为兰陵萧氏子孙，算是齐国的远支宗室，后来取而代之，建立梁国，自然是“历经三代”。
南朝的朝代更替很快，但与此同时，北边的魏国，经历了晋、宋、齐、梁，国祚明显比南边几个朝代长的多，这是为什么？
李笠谈起几个“超长待机”历史人物，以及北魏国祚比南方朝代明显长很多之目的，就是要让儿子思考。
让儿子想想，李氏楚国的国祚，能有几年？
对此，李昉针对南方王朝短命这一事实，给出分析，认为南方朝代国祚短的原因主要是两点：
一，宗室内讧，互相残杀，皇帝和宗室之间势同水火，导致外人有机可乘。
二，地方势力尾大不掉，要么地域军政集团造反，要么地方豪族撺掇出镇宗室参与权力斗争，这就加剧了国家的内讧。
于是，每一次内战，都会导致国力下降，导致失败方的部分官员投敌。
而这些官员每一次投敌、跑到北边，都一些地盘拿当见面礼。
譬如刘宋时投魏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导致徐州乃至淮北地区从此沦为北方国土。
萧齐末年，南兖州刺史裴叔业，因为忧惧少帝萧宝卷对自己赶尽杀绝，举州投魏，导致寿阳这一淮南重地落入魏国之手。
而梁国为了拿回寿阳，花了三十多年时间，期间还搞出个大事件。
梁国在寿阳下游淮水河段筑浮山堰，蓄水灌寿阳，结果浮山堰垮，大水席卷下游两岸梁国州郡地区，造成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
所以，正是因为南朝历代的不断内讧，导致国力日衰，北境国土不断丢失，国境线不断南移。
说到这里，李昉主动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梁武帝建国后，为何宽纵宗室、权贵、高门子弟？
因为梁武帝看出南方朝廷存在的弊病：宗室内讧，地方和中枢内讧，导致北方不断占便宜。
梁武帝看到了病因，开出的药方就是宽纵宗室、权贵、高门子弟，尽可能避免内讧。
朝廷给他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特权、待遇，甚至违法乱纪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处罚，以此换得一团和气。
这一办法，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加上梁武帝寿命长，所以在其治下，南方迎来了近五十年的和平，国力大幅上升。
但是，一片繁花似锦的表象下，是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富贵人家的生活穷奢极欲，寻常百姓被压榨得痛不欲生。
与此同时，人才选拔体制虽然有所改进，但九品中正制还在起作用，许多寒族和地方豪族，根本就没有入仕、升迁途径。
即便入仕，也是流外官，想做流内官而不得，可那些高门士族子弟，凭着出身、门第，出仕就是流内官。
武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立军功，也不过得个低班秩的杂号将军，而世家子弟，骑不得马，射不得箭，一出仕，起家就是高班秩的将军号。
如此不公，导致地方豪族以及寒族产生不满情绪。
当地方豪族、大量寒族发现在体制内，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时，当大量百姓被沉重的赋税、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时。
当宗室欲壑难平，不满足于各种特权待遇时，梁国的国内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人心思乱。
宗室希望乱，自己才好更进一步，坐上那个位置；
地方豪族、寒族希望乱，自己才有机会接近权力中枢，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百姓希望乱，希望那些骑在他们头上吸血吃肉、作威作福的人上人，全家都死在战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