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虎牢，驿馆，侍中王玚在此下榻，休息一夜，次日再前往洛阳。
因为虎牢和开封之间通了铁轨，有大量马车往返，所以城内不缺煤炭，有煤气工场供气，于是驿馆里点起煤气灯，光照十分充足。
王玚用完晚膳之后，坐在灯旁看拓片。
前不久，洛阳那边发现不少石经残片，因为字迹模糊，需要仔细辨认，皇帝便命人将其上文字拓下来，制成拓片，召集有识之士辨别。
于是，有识之士之一的王玚，和其他人陆续赶往洛阳，辨认石经。
他手上的拓片，就是部分石经残片上的内容。
经过几日琢磨，王玚认为，既然洛阳自汉以来只有过两套石经（正式的石经），所以可能是正始石经残片，不可能是熹平石经残片。
当然，也不排除是墓碑残片，但可能性不大。
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是因为之前他就参与了熹平石经的鉴别工作。
后汉熹平年间，汉灵帝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历时八年。
石经刻成之后，共有四十八块，竖立于洛阳太学门前，史称“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这些石经，被称为太学石经，又称熹平石经。
世事变迁，近五十多年前，梁国将军陈庆之挥师入魏都洛阳时，这熹平石经依然存在。
但后来，魏分东西，东魏以邺城为国都，东魏朝廷将洛阳的熹平石经悉数运往邺城。
这种迁移，不可能漏掉哪怕一块石碑。
后来，楚国拿下河北，将位于邺城的熹平石经妥善安置，当时皇帝就召集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些石经进行鉴别。
可惜的是，当初熹平石经运往邺城的途中，过黄河时出意外，损失过半。
现在，在洛阳发现的石经残片，王玚认为，应该是正始石经残片。
正始石经，是继熹平石经之后，在洛阳太学竖立的第二套石经，于曹魏正始年间制。
当时，魏帝曹芳决定整理熹平石经石碑，刻《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作为补充。
因碑文每字皆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又名“三体石经”。
到了元魏时，因为大兴土木，缺石材，便就地取材，用了部分正始石经的石碑。
之后，剩下的正始石碑，随着熹平石经一道运往邺城，在半路损失了不少。
那么，现在在洛阳找到的石经残片，应当是当初被挪作建材的正始石经碑石。
若如此，王玚认为可不得了。
熹平石经上的字体，仅仅是隶书，而正始石经上的字体，有古文、小篆、汉隶三种。
其中的“古文”字体，应和后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的古文来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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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元魏江式在《论书表》中称，《三体石经》“较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
说明正始石经的古文字法与书法，不是汉时所传的古文，极有可能是“六国古文”。
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
若正是如此，借助正始石经，可以更好的研究《古文经》。
《古文经》是用先秦古写籀文（即六国文字）写成的，篇章内容也与其时流行的已立于学官的隶书《今文经》不同。
想到这里，王玚颇为激动，再次看起拓片。
古文之学在后汉时为私学，曹魏代汉后，古文之学取代今文成为官学。
但是现在他手中的拓片，其上文字，笔划和汉魏“古文”字体有所不同。
拓片字体许多笔画“头粗尾细”，并且呈弯曲状，如蝌蚪之形。
但曹魏古文的笔画不是全部类似蝌蚪形，部分笔画有明显的不同特征。
“父亲！！！”
门口方向突然响起一声大喝，打断了王玚的思绪，他有些恼火，但面容平静的看向门口。
门口，王旭气鼓鼓的走进来，见父亲看着自己，惊觉失礼，赶紧赔不是。
“怎么，有何不平之事？”王玚问，王旭依旧咬牙切齿：“真是斯文扫地！”
王玚想起方才入驿馆时发生的一件事，小心放好拓片，问：“方才，讽洛生咏的人，郡望何处？”
“郡望？”王旭听了这两个字，差点破口大骂起来：“他们不过是粗鄙武夫，哪来的郡望！”
“慎言，慎言。”王玚提醒儿子，这年头“粗鄙武夫”可不能随便骂出口，否则要出事的。
王旭也知道这样不对，不过房间内外，此刻就他父子二人，不怕隔墙有耳，才把心中怒火发泄出来。
“说说，方才你过去后，发生了什么事？”
王旭听父亲这么说，便将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方才，王旭随父亲王玚入驿馆下榻，偶然听见隔壁院子传来别样的吟唱声，仔细一听，大喜：
竟然是洛生咏！
他琢磨着莫非是哪几位士族才俊在隔壁吟诗作赋，便想着“相请不如偶遇”，到隔壁看看。
毕竟，他是琅琊王氏出身，一流的世家高门阀阅，在任何士族子弟面前都不落下风。
结果这一去，发现对方竟然是几个“粗鄙武夫”，是以洛生咏做行酒令。
这简直是斯文扫地，让王旭怒从心起。
奈何动手是不行的，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