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散朝回来的李笠，因为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袢盏摹暗敝得厥椤毕裘顪]按在榻上“办”了。
完事后，萧妙淽缠着他不放，虽然没说什么，但意思很明显：再来？
但李笠已经冷静下来，于是搂着美人，琢磨起今日朝会上提起的一件案子：
越州沿海，有几个村的村民集体到县廨击鼓鸣冤，指控少府寺的一名员外郎，当年是屠村杀人的海寇团伙头目。
这件事闹得很大，越州地方上的许多头面人物，纷纷站出来支持这些村民，要求有司严惩凶手。
地方官以及提刑司的提刑，对此案进行了审理以及复核，结论是“证据不足”。
因为事件发生在将近三十年前，物证早已没有了，而人证，如今都是苦主，口说无凭，有司难以对嫌疑人定罪。
那年，正是侯景作乱时，因为建康被叛军攻破、台城被围，于是临近的三吴地区一片混乱。
当时流言四起，譬如说叛军破了台城，烧杀抢掠，皇帝、太子已经死了，建康沦为废墟云云。
各种消息都有，导致三吴地区许多郡县一日数惊，官民心神不定。
又有不少地方官奉命带兵入京勤王，导致地方治安失控，许多山贼、海寇趁机浑水摸鱼，抢劫郡县以及沿海地区。
越州当时还是会稽郡，沿海地区就遭了海寇。
这些海寇，其实就是靠海吃海的船民，大多以宗族为聚落，主业是捕鱼，副业就是抢劫杀人。
平日里，他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沿海村落船民，可一旦时机合适，直接抄家伙驾船抢劫别的沿海村落。
杀人夺财，大肆劫掠。
顺带着把妇孺抓走，转卖别处，又赚一笔。
如此行为，自古以来屡有发生，如今旧事重提，矛头直指给少府寺跑海贸的员外郎，影响非同小可。
当然，不能说那些村民“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毕竟击鼓鸣冤、求父母官主持公道，是朝廷许诺给百姓的权力。
如果严格按照“司法程序”审案，这些村民的指控，会因为口说无凭，有司根本就无法对嫌疑人定罪。
若是为了平息舆论，强行定罪，那么接下来，万一又有沿海百姓指控某个少府寺的员外郎，当初是屠村海寇的头目，那该怎么办？
但是，这些村民在大堂之上言之凿凿，对凶手的指控那是声泪俱下，甚至赌咒发誓，说自己绝无半点虚言。
许多旁观审案的人，情绪被感染，不由得义愤填膺，对嫌疑人（代为过堂、辩驳的僮仆，不是本人到场）喊打喊杀。
群情激奋已经是事实，按照民间朴素的善恶观，当地百姓们大多认为这些村民若不是真有血海深仇，哪里会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毕竟也有许多人当年深受海寇之害，无论是家里人出海捕鱼，还是跑船经商，多有从此消失、生死不明的痛苦经历。
人们苦海寇久矣，对指控海寇罪行的苦主，本能的同情。
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有司若是以冷冰冰的态度，用“查无实据”的措辞，宣判嫌疑人无罪，会直接激化矛盾。
会让百姓认为，朝廷为了赚海贸的几个臭钱，豢养双手沾满百姓鲜血的人渣当鹰犬。
所以地方官进退两难，提刑司也不敢轻易下定论，案件层层往上走，到了刑部。
因为报纸的不断报道，这件案子已经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在开封，也成了许多清流议论的“时事”。
于是，情况有些不对了。
围绕这件案子，有不少暗流涌动，舆论开始质疑朝廷大兴海贸之际，有司“用人良莠不分”的行为。
什么是“用人良莠不分”？
就是目前主管海贸事务的少府寺，把一些臭名昭著的海寇头目“招安”，授予“员外郎”官职，使其成为官商。
随着舆论的发酵，有更多的人抨击少府寺这种“良莠不分”的行为，认为是给朝廷抹黑，折损天子在民间的威名。
案件因为舆论的发酵，愈发变得棘手，刑部尚书很机灵，要求把案子拿到“八座议事”上来讨论，一副“八位兄弟一起扛”的样子。
为何不是提请大理寺挑头组织会审？
因为提刑司的直属上级大理寺，几位主官对此案意见不一，相持不下，也想着“八座尚书”来扛。
对此，八座尚书之中的其他几位“机灵人”，当然有话说：
这种“简单”的民间诉讼案件，且发生在前朝，又过了差不多三十年，关我楚国吏工兵民礼部什么事？
有必要拿到“八座议事”会议上议论么？
于是刑部尚书今日把案子拿到朝会上说，李笠见这位一脸“请陛下为民做主”的表情，觉得有些恼火：
我高薪聘请你们做高管尚书，现在有黑锅你们不扛，装傻扔给我？
想着想着，邪火死灰复燃。
这案子并不是不能妥善解决，毕竟也复杂不到哪里去，李笠恼火的是自己定下的规则，这么快就被人用来折腾自己。
报纸，成了此案舆论发酵的关键；尚书任职制，尚书只要没有犯下大错，皇帝“一般”不将其免职，于是尚书开始“踢皮球”。
官僚们果然擅长利用规则来搞事，而那些利益群体，也学会了用报纸这个新式舆论工具来影响决策。
李笠只觉自己是不是作茧自缚。
然而，他又不能破坏自己定下的规则，毕竟这规则若贯彻执行下去，最后受益的必然有他的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