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赵云也不是没有给华夏的海军采购新舰，不过相对于敏感度较高的军舰来说，赵云只是采购了三艘货轮和一艘邮轮，送往了金陵造船厂和江南造船厂改装。从22年的龙蟠之战到23年1月，时间不过才过去了6、7个月，这些时间用来制造新的军舰完全来不及，就算是从欧洲订购也来不及，买人家二手的，谁知道会不会被坑一笔。所以赵云只是将三艘货轮改成了两艘潜艇母舰，一艘补给舰，至于那艘邮轮则改成了医疗舰，这些都是战斗辅助舰，对于各国来说也都是正常的设备添置，反正只要华夏不再添置战列舰，各个列强那边都是睁一眼闭一眼。
时间一晃，就到了2月，旅顺、大连的事态还在酝酿，不到最后那一天，谁也无法对日本人说些什么。
事情有的时候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赵云在做着战争准备的同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打打经济制裁战争。可是吩咐下去的“抵制日货”，却发现要增加日货进口的关税，还得和英美法等国商量。原因是有些关税还是由这些国家代收的，20年代的华夏完全不是后世那个独立自主的华夏，很多事情都受到掣肘。
因此明明一天之内，赵云一句话就能办的事，变成了先得考虑欧美利益，然后三审其稿，预约欧美各国领事，初谈，再议，复议……好吧，一轮该有的公事套路下来，个把月能有结果都算快的了，加上日本人也不会坐以待毙，肯定是会拉拢欧美，所以经济制裁的法案能在三个月内出来就算不错了。
两手准备，赵云都是急也急不来，所以只能“修己以安人”，把目光又放在了家里，“必须得在和日本人摊牌前，先收拾完自己家里的一堆乱事。”看到吴佩孚和孙传芳“磨磨唧唧”，赵云给他们俩下了严令。
望着蓟县那群无休止的舆lùn_gōng势，赵云不禁回想起了曾经听到的一句话。
“攘外必先安内！”虽然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事到如今，赵云不得不先安内，然后抽调吴佩孚和孙传芳还有朱希的军队去找日本人搏命去。要是因为四川和两广的乱事，就把这两支北洋精锐给钉在国内，那么旅顺和大连，肯定得丢。如果这事是发生在赵云没有能力的时候，那么赵云的心里还能好受些，总能找些借口来，可眼下，赵云不是没有能力去做，所以就不得不去做了。
人生在世，有的时候真的没得选。虽然赵云身上的“堕性”，让他不想内战，但是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赵云不得不先伸手把这些内乱份子往死里揍。
四川、广东，两地情况都十分复杂，双方都处于一个僵持阶段。
相比鱼龙混杂，地形复杂的四川，赵云还是先挑有“带路党”的广东下手了。
孙手下的大将，沈鸿英秘密派人与吴佩孚联络，经吴佩孚的推荐，2月2日，蓟县政府发表沈为广东督理。2月7日，沈的总部由广州移驻新街。2月16日，沈在新街宣布就蓟县政府任命的广东督理，并率部进攻广州，以李易标部为前锋攻观音山。孙指挥滇军杨希闵部及桂军刘震寰部迎击，2月19日沈部被迫退出广州。2月24日至3月8日，沈军与滇、桂军在银盏坳，琶江口、英德一带激战，吴佩孚又调赣南镇守使方本仁、南雄镇守使邓如琢、豫军樊锺秀等部援沈，结果，均被孙指挥的滇桂军击败。沈乘火车逃回韶关，在黎洞站附近，被民众暗中挖去铁轨，火车脱轨倾倒，幸倒向山这边，不倒向北江那边，因此未粉身碎骨。沈从车厢里走出来说：“好险，老天保佑。”然后就率部逃到江西龙南、定南一带驻扎。企图得到吴佩孚的支援，再窥广东。
而广州经此大乱，内斗丛生，陈炯明再次逼近广州，而自沈鸿英倒向吴佩孚后，桂系老大陆荣廷也接受了蓟县政府广西全省善后总办的任命。虽然在明面上和吴佩孚不是一路，属于南北两个政府，可是私底下也不愿和吴佩孚交手。
而陆倒向北洋军，直接导致孙的手下除了滇军杨希闵部外，几乎无兵可调。
而西南的另一个省份，贵州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八月，北洋政府就委任黔军军阀袁祖铭为贵州省省长。袁祖铭尽释前嫌，兼收各派，以张彭年为总参议，丁宜中为秘书长，周素园为政务厅长，陈幼苏为财政厅长。为筹军响，袁祖铭还创办银行，由陈挺策出任经理，次年发行黔币100万元。
1922年3月，西南的大军阀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1922年，在贵州军阀内讧中，贵州军阀刘显世下台，流亡昆明，贵州实际已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这年底，唐继尧在云南重新站稳了脚跟，他组织了滇、贵联军，自任总司令，以刘显世为副总司令决定重新控制贵州。1923年3月，唐继尧以其兄唐继虞为东南宣抚使兼滇贵联军前敌总指挥，率军进入贵州。3月12日，贵州省长袁祖铭便率部队退入四川秀山。
这时川军的内讧还没闹完，熊克武部与刘湘、杨森部开战，吴佩孚听说袁祖铭在四川秀山，就委任他为援川前敌总司令，以节制刘、杨。此时，袁祖铭可以节制川黔鄂秦陇五省联军，实辖几个旧制师的兵力（有10多万人），故称“五省联军总司令”。
而3月份孙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越拉人越少，迫不得已，为了争取唐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