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农奴把歌唱啊，把歌唱！
皇帝想得很好，也很美，尽管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简单而容易。
在明朝的官吏口中，少数民族还被称为杂色人种，有着根深蒂固的歧视。而且，要有足够的土地分配，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或去抢，或去……抢。
土地的数量早已不够，明朝中后期的工商业得到大发展，与失去土地的闲散劳动力增加有很大的关系。
徐弘玉等人率部回到了营寨，准确地说，是水寨。
根据水西的地形地势，明军采取以河流为屏障封锁围困的策略。
大渡口设水寨，设烽火台、炮台；小渡口或建水寨，或用木石堵塞，把叛贼牢牢封死在崇山峻林之中。
在粮乏盐少的情况下，叛军的分崩离析越来越明显，不断有人逃出叛贼的控制，向明军投诚归附。
徐弘玉等人在营寨中就看到几十个逃出来的平民，都是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也不知钻了多少深山老林，才逃出生天。
而明军对这些人的处置也形成了规范，押至后方稍事休息后，便沿途押解，走广西的水路陆路，在钦州港登船，直驶湄公省。
两广分划，广西拥有了廉州、钦州两大出海港口。在朝廷的支持，新任广西巡抚邓士亮的督促下，由贵州、广西向湄公省移民的工作越来越有序地进行。
海商总会以利诱之，朝廷也同样出台了政策，专门针对云、贵、川、桂四省的土司。
能招徕千人赴湄公省垦荒定居，则给安抚司头衔，权力与内地无异；两千人，则是招讨司。以此类推，直至宣抚司。
对于云贵川桂的土司来说，朝廷的这项政策极具诱惑力。
据明史载：“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
虽然衔号众多，但朝廷控制极严，特别是在袭位传承时，往往设置障碍，恨不得土司就此终结，土司之地收归直属。
而且，土司衔号只有一个，在家族内部也争斗频繁，刀光剑影、阴谋暗算层出不穷，都为了继承权而不择手段。
现在，朝廷在湄公省放开土司衔号，等于给了内地土司开枝散叶的大好机会。
谁没有子侄，谁不为了能世代传承而煞费苦心？派出子侄辈带领部分族人在湄公省扎下根基，既拓展基业，又少了内部的血腥争斗。
当然，土司们也会想到迁民于外，实力将受到损失。但权衡轻重之后，依然觉得利大于弊。
在内地的地盘已经固定，基本上不可能再扩张。用武力去抢，朝廷可不允许。搞平衡，不使一家独大，甚至是拉小打大，向来是朝廷的原则。
比如播州杨氏，号称“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财富”，但在发动叛乱后，仅仅维持了两年。
原因很简单，杨应龙起兵后，周边土司没有和他一起参与叛乱，反而响应明朝征调，派出土兵一起参战，孤立无援的杨应龙无法抵挡。
其实，也不是其他土司更忠于朝廷，而是攻打播州杨应龙，有利可图。从这里也能看出明廷对土司的策略，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比如麓川思氏土司，势力庞大，反叛的时候，明廷便征调了不少西南地区的土司兵参与作战。
在明军和土司联军的讨伐下，思氏被击败，麓川的土地被瓜分，出兵的木邦、孟密等土司都得到不少好处。
无利不起早，你不给好处，谁会卖力干活儿呢？
可讨伐播州杨氏后，明廷并没有给出兵的土司分润，反倒直接把播州拆解，并入自己直接控制的省份。
可以说，播州平叛是成功了，但却寒了出兵助战的土司们的心。
等到奢安之乱时，大大小小的土司或加入叛军，或暗中相助，极大地增加了朝廷平叛的困难。
这倒也不能说是明廷的失误，和土司的关系本来就既合作，又防范猜忌。对帝国来说，只要有机会、有力量，自然想把土地纳入直接统治。
对于土司来说，既要在表面上听朝廷的号令，又要警惕着朝廷进行的瓦解和吞并，极力保持住自己的独立王国。
双方都觉得挺难的，湄公省重设土司，似乎给双方的猜忌提供了缓和的机会，好象有了新的解决紧张关系的办法。
交卸完任务，徐弘玉和徐如彬，以及他们所率的部队又有了五天的休息时间。
轮战轮休，明军倚仗人力优势，以战代练，不断地袭击骚扰，使叛军陷入疲弊，连耕种生活都不能正常进行。
叛军数次反攻，意图打破封锁围困，都在明军越来越强大的火力面前遭到挫败，平白损失了大量土兵，并使其产生了畏惧心理。
带领人马出了前线营寨，来到十几里外的军营简单收拾，徐弘玉等将领便相约去镇上喝酒放松。
在现在的大明，凡是有军队的地方，就促进了当地的工商业发展。朝廷不欠饷，大兵有钱，吃穿住行，都是商机。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便是军队的纪律得到了不断的加强。
不管是辽东，还是西南，连各地方的卫所驻军，大多都换成了武学毕业的军官，禀承着军制改革的计划，对部队的军纪进行严厉的整顿。
而随之配套进行的，便是宪兵部队的建立。隶属于军法部门，即便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也无权干涉。还有粮饷的发放，也是脱离最高指挥官的工作。
军营离镇子不远，几里地说到就到。又是将近月余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