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在这几年频繁出现。虽然还没有特别巨大的更改，但从老百姓到官吏，从商贾士绅到读书人，却都能感受到关系自身的变化。
响应朝廷政令，因教书育人而成为生员的吕洛才；因工作认真而吏转官，不断晋升的黎正东，只是大明众生的一个缩影。
大明的变化，在几年的时间里，由京师至地方，再到偏远地方，数年之内已波及到全国各地。
而这些变化还只是人为造成的，由皇权推出，在严刑酷法的监督压迫下向全国施行。
除了人为的，天灾，也就是皇帝所预言的大灾害，迈着沉重的脚步进入大明，陕西首当其冲。
天启七年，陕西（时属延安府）大旱，到第二年开春，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陕北受灾最重。
“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今春仍未降甘霖，灾区百姓已采山间蓬草而食……“
已经是天启八年了，朕的性命应是无忧。辽东已平，大灾害又临，大明还真是多事之秋啊！
皇帝听着官员的奏报，知道小冰河期的考验终于到了。尽管现在只是陕西局部，但很快就会扩大到全陕。
陕西、河南、直隶、山东，甚至于江南也会受到影响，至少要二十年，小冰河期的高峰才会过去。
而历史上不用二十年，崇祯十七年就完蛋了，大明亡了啊！
“有灾便赈，只是陕西局部，还不是全陕，更不是全北方，如何就要百姓采蓬草而食？”
皇帝面色阴沉，心中的不悦并不掩饰，眼中射出冷意，扫视着殿下的群臣。
“大灾害的来临，朕早有预言，对各省也有旨意，要他们百般筹措准备。怎么，事到临头，竟然措手不及吗？”
对于大灾害的预言，以及要各省，特别是北方数省全力准备，确实不是最近才下的旨意。
至少也有两三年的时间，囤粮积蓄，运粮接济，皇帝当然不相信大灾害刚到，就要百姓吃蓬草扒树皮。
袁可立沉吟了一下，上前躬身奏道：“启奏万岁，陕西巡抚如实奏报灾情，并不是没有赈灾济民。百姓采蓬草而食，却并无饿馁遍地之景，亦是万岁英明，及早布置的结果。”
看到袁老师禀奏，皇帝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缓缓说道：“既是如此，便善加赈济，勿使我大明子民饥寒交迫，甚至激起民变。”
豁免受灾地区的赋税，这是皇帝最常使用的手段；北方数省的钱粮赋税也不解送京师，而是就地建仓存储，两三年的囤积怎么也能撑上一两年。
就算只能撑上一年，现在还只是局部省份受灾。象河南、直隶、山东等省，还能够就近运粮接济。
所以，皇帝很确定，不会出现历史上赤地千里、乡村无人烟的凄惨景象。
当然，大灾害在陕西和河南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令皇帝感到了压力。
特别是陕西，尤其是旱灾。万历在位48年间，有灾荒记载的就占25年，历史上的崇祯年间，几乎连年灾荒。
皇帝也知道陕西多灾害是因为生态环境破坏，农业过度开发造成的恶果。可破坏容易，想要修复，却不是十几二十几年能够奏效的。
稍显无奈地暗自叹了口气，皇帝继续说道：“北方数省除陕西外，玉米、土豆的种植还要大力推广。这场大灾害将席卷北方数省，非只陕西。抗寒耐旱高产的作物是渡过大灾害的关键所在，各省督抚不可轻忽。”
北方种玉米、土豆，或者是黑麦；南方多种番薯。能够提前推广种植这些耐寒耐旱的高产作物，也是皇帝度过大灾害的底气所在。
“移民迁居的工作也要继续加紧，陕西大灾，百姓故土难离的心思也会冲淡，正当其时。”
陕西、河南这样的重灾区，如果人口得以稀释，朝廷运粮赈济的压力也会减轻。同时，迁徙到他地的百姓也可以耕种生产，比呆在灾区不能生产生活强多了。
陕西的百姓有序向关中、四川迁徙，河南、直隶、山东的少地无地百姓，则向辽东移民；南方的百姓，更有东番、海南、湄公省三地可选择。
移民工作不仅是为了应对大灾害，更能解决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王朝兴替，往往是土地兼并、农民起义，这一点，皇帝是知道的。
袁可立领旨退下，作为首辅，这些工作自然会安排到位。何况，抗灾赈灾的方案和措施早已制定，倒也不用太过仓促。
“启奏万岁。”兵部尚书熊廷弼出班启奏，“延绥（今榆林市）总兵杨肇基与副总兵毛承禄奋力作战，击败侵扰兰州的旗牌台吉，杀敌数千。虏酋撤兵远走，边境已安。”
“好。”皇帝难得地露出了笑容，赞了一声后又说道：“加杨肇基太子太保衔，毛承禄加署都督佥事，另加赏有功官兵。”
“微臣遵旨。”熊廷弼躬身领旨，又开口奏道：“东江镇前协张盘所部已占领船厂城，所带工匠已开始造船，主帅毛文龙请奏朝廷先拔银二十万。”
所谓的船厂城，便是后世的吉林市，明朝政府在吉林市曾设置造船基地，用来加强辽东都司与奴尔干都司（远三万户府）之间的联系。
同时，还负责建造运载官兵，粮草赏赐品和贡品的船只，也把这里作为护印军运输官兵、粮草的转运站。
只不过，在土木堡之变后，船厂城已属海西女真。明军推进至此，既在计划之内，可又让皇帝甚是欣慰。
皇帝转向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