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上半年快要结束时，谢绾收到一封令他为难的公函，公函是法国新任首相苏尔特发来的——没错，就是在希腊前线跟洪堡和谢绾勾勾搭搭，收钱办事的那位法国大元帅，此时已经因功受封达尔马提亚公爵。
法国前首相卡西米尔·皮埃尔·里佩尔因为视察霍乱灾情而染病，一周后去世，苏尔特成功上位成为首相。所以“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真没错，倒霉好多年的苏尔特，凭着希腊独立战争中卓越的表现迅速上位，成为各方可以接受的首相人选。
不过苏尔特所接手的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局面。
玛丽女王已经年近六旬，政治倾向愈发保守，早前她的重要支持者法国共和党已经被边缘化，此时掌控朝局的都是女王的亲族及其代言人，共和党人由此对朝政颇为不满。更不巧的是，苏尔特刚刚就任首相，共和党人的重要领袖让·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将军也因感染霍乱病逝。
拉马克将军生前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被视为朝廷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桥梁。
1832年6月5日，拉马克将军的葬礼在巴黎举行，灵车经过巴黎林荫大道，通过奥斯特利兹桥。数以万计的民众在道路两旁送别。
混迹在人群中的共和党人突然喊出反对朝廷、支持共和的口号，立即得到民众的响应。共和党人举起大红旗作为运动的旗帜，举行大规模的示威。随后民众和警员之间发生冲突，朝廷派遣军队去维持秩序，但是部分国民警卫军却叛变加入共和党人的队伍，局势变得混乱。
此时的法国女王正在贡比涅城堡接待比利时国王，也就是她名义上的继子奥斯卡国王。当她得知巴黎市内的混乱状况之后，立即返回巴黎。
6月5日晚上，在巴黎市郊的杜伊勒宫，女王检阅了执行镇压任务的国民警卫军，以显示自己的镇定和坚决。紧接着朝廷军击溃大部分的巴黎外围起义者，起义者被赶到巴黎老城区。
此时的起义者主力是学生，他们原先计划中的巴黎全民大起义没有能够成功发动，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此时只能够以血肉之躯守着仅存的一两个街垒。尽管学生们在奋战，但是共和党人的领袖们都已经溜之大吉，他们在起义发动后不久就已经感到运动必将失败，于是逃到周围的省份，之后陆续被逮捕。
次日清晨，国民警卫军和起义者在圣梅利展开血战，学生们坚守的街垒最终在大炮的轰炸之下被打破，九十三人死亡，近三百人负伤，被逮捕者不计其数。随后，玛丽女王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协和广场再次检阅军队，然后她前往巴黎北部探望士兵和国民警卫军，接受军人们“女王万岁！”、“党！”的欢呼。
一切都进行的非常迅速，当天首相苏尔特就敦请女王签署命令使巴黎进入军管状态。
老辣的前军人苏尔特明白，如果此时巴黎的管理权还在地方，地方法院和陪审团十有**会让被捕的人无罪释放；而一旦把管理权转移到军队，以军管法将被告送上军事法庭，就能铲除祸根。随后的结果也很有苏尔特的风格：大批被捕者被判了死刑，局面也立即平静下来。
这场规模很小的起义，后来因为雨果的一部《悲惨世界》而闻名世界。
谢绾一开始得知这场起义，还不以为意，觉得不过是法国人的又一次折腾而已，甚至还怀念的哼起“doyou”。但收到苏尔特的公函之后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苏尔特请他将逃到莱茵的维克多·雨果等共和党知识分子逮捕并送回法国。
雨果等法国人在莱茵活动已经相当久，与莱茵一些自由主义极端分子关系很好。谢绾对这帮人一直保持警惕和监视，不过因为莱茵平民议会的存在，莱茵一直都是欧洲所谓大众政治的标杆，所以这帮人远没有民族主义者对谢绾的威胁大，两者也就相安无事。
现在的两难是，逮捕雨果等人吧，原本跟谢绾关系凑合的自由主义者肯定会跳起来骂人，他又树个大敌；不逮捕吧，苏尔特肯定会记恨她，本来苏尔特算是近几年历任法国首相中与他关系最好的，好不容易能和法国改善关系。
不过局势的发展倒是没让他难受太久。
法国的起义风潮几天之后传到了德法边境的巴伐利亚属普法尔茨。相比法国的事，这只是个集会，但规模大的多，前后有三万人在此地的汉巴赫城堡聚集。
集会一开始是反对巴伐利亚国王的一些**政策，后来就变成了对整个欧洲自由化的诉求。参与者来自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甚至包括德意志各联邦、欧洲各国的国会议员；所讲语言从德语、法语到俄语再到英语。集会期间，黑、红、金色的德意志联邦旗悬挂在最高峰上，并刻有“德国的重生”字样。
集会的消息传开之后，俄国、普鲁士、法国都表达了不满；德意志联邦内部也非常紧张。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要求在全德意志境内搜捕集会的召集者，其他小联邦也对这种集会造成后续的不稳定表达担忧。
汉诺威首相洪堡是为数不多认为集会无过错的领袖之一，他认为集会虽然宣扬了一些激烈的观点，但集会本身中规中矩，并没有对秩序构成威胁。
谢绾一方面担心这会造成德意志联邦内部隔阂，另一方面也倾向于认为这种集会会引起后续不好的连锁反应。于是和稀泥，表示即使不搜捕召集者，也应该清理出来，加以监视，防止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