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底，谢绾回到波恩。
莱茵联邦在波恩的官员和议员们到波恩火车站迎接了谢绾和回国的部分专家。由于谢绾在远东近两年的努力，德国，尤其是莱茵商人在远东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一些有头有脸的商人在车站外面自发组织了欢迎人群。谢绾走出火车站，看到了这些人，在上马车之前，他脱帽向人群挥手。这恐怕是他担任执政以来，为数不多受到民众由衷欢呼的场面之一。
但谢绾很疲惫，不仅是因为长途跋涉。
首相李斯特并没有到场，谢绾听说他前几天突然病重。在参加完各种接风宴之后，谢绾到李斯特府邸去探望这位担任十几年首相的经济学家。
在李斯特的病床前头，谢绾本来只是想聊聊家常，但李斯特却说起工作。
李斯特与英国的自由经济学家不同，他注重政府在市场中的调控作用，这也是从鲁尔经济区到莱茵联邦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他也被认为是历史经济学派的先驱。
历史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内容依赖于文化，故仅限于一定的时空范围内。
这种概念抛弃了将经济学理论视为是普世定理的概念。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要经历严格的经验与历史分析、而非数学与逻辑推理。经济历史学派的特色是重视实际现实，而非自我指涉的数学模型。
即不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模式应该依据民众文化背景和因地制宜的“摸石头过河”。
李斯特半躺在卧榻上，跟谢绾说了许多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虽然大部分谢绾都知道，但李斯特还是努力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谢绾。
谢绾打断他，
“弗里德里希，不用这么着急，等你病愈了，再跟我汇报吧。”
“阁下，”李斯特取下眼镜，满脸忧色的看了谢绾一眼，
“我恐怕不能再为国家服务了。”
谢绾愣了一下，
“这是医生的意思？”
李斯特点点头，但没有继续说自己的病情，他从旁边的笔记本里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我的助手，过去的数年中，他都是我最重要的文件起草者和决策顾问。”
谢绾看他不提病情，也就不好再提，只能接过文件。文件封面上写着，“布鲁诺·希尔德布兰特的履历”。
“我推荐他作为我的接替者。”
谢绾看了李斯特一眼，李斯特眼神很肯定，便翻看起来。
这位希尔德布兰特先生三十一岁，萨克森人，他妻子是犹太人。此前的职业是历史系副教授，他提出了一种经济学理论，描述市场从自然交换到货币和信贷经济的转变。从他的主要学术倾向来看，是李斯特的同路人，历史经济学派的支持者，当然也跟谢绾的意识形态有很多共同之处。
谢绾点点头，
“我认为还是应该由你继续领导内阁，不过我会任命他为副首相，在你生病期间主持工作。这样有一个过渡期。”
李斯特感激的向谢绾致谢。
自此后，李斯特再也没有真正的重回内阁。他在一年后正式辞去了首相职务，出版了他的著作《国家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本书强调了生产力，描述他在从政期间，如何通过国家的自我强化而实现工业化，并主张建立保护性的外部关税，直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
在那之后，他开始了在德意志地区的旅行和演讲活动。尤其是说服奥地利王室建立络，并消除的德意志地区的内部关税壁垒。
但谢绾并没有意识到他辞去首相以及之后的行为，很可能是因为抑郁症。1846年，他在旅途中以手枪自杀，法医认为他是“极度忧郁，无法进行自由思考和采取行动”。
谢绾在震惊之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回头来说谢绾的新首相，希尔德布兰特。因为他很早就在担任李斯特的助手，所以接受首相工作后，朝局一切如常。
不过，他比李斯特幸运的是，远东贸易为莱茵企业带来了充裕的利润，比之数年前与英国在欧洲市场中同质化竞争下的艰难发展，经济和工业局面焕然一新。
这要归功于谢绾努力推动莱茵-清国贸易的不断升级。
南洋镇在通商五口开展了部分工业企业建设的尝试。在谢绾的建议下，失去了垄断商业地位却有着巨大现金流的广州十三行开始向职业资本家转型，他们由伍秉鉴牵头，在上海和广州建立了两家近代意义的证券市场——股东牙行，邀请那些对西洋有浓厚兴趣的清国贵族和地主参与投资，投资的对象是在清国境内的近代企业。
原材料、船舶、初级民用品这些在清国国内需求量巨大的商品生产获得了高度关注，莱茵造廉价的矿山机械、船舶制造机械和一些民用制造业设备立即获得了青睐。
这些企业以在欧洲二十到三十倍的价格买入这些设备和零件，在那个近乎空白的市场里攫取巨大财富——这些清国本土的“工业家”，轻而易举的打入宛如铁板一块的清国内陆市场，虽然里面充满了官商勾结和商业**，却实实在在的推动了清国的工业起步。
当然这为莱茵的工矿企业主和船舶运输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极大的扩展了税源。
充裕的财政使首相希尔德布兰特的铁路、电报和大型企业建设计划得以顺利推进。到1844年底，整个德意志地区，包括普鲁士，已经全面铺设了可商用的电报线。通过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也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