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期莱茵高层是十分反对扩张的。这主要是基于莱茵自己实力弱小，面临普鲁士、法国的军事压制，后来又面临在地中海东岸的英国、奥斯曼的敌对。
但自从鹿特丹-亚丁-果阿-普吉府-古晋-香港-上海贸易路线日益繁荣，为莱茵带来巨额财富之后，莱茵民间对市场扩张的呼声日益高涨，知识分子们也将“德国统一”话题转移到“市场扩张”之上。
此时，虽然欧洲殖民者的脚步已经踏遍地球，但非洲却仅被占领了十分之一不到，其中以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最多，超过非洲总面积的4，法国则不到3，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则都不到1。
究其原因，热带疾病是欧洲人在非洲止步不前的主要原因。欧洲人所占领的土地，基本上都在沿岸以及周边岛屿。
尽管困难重重，但相比已经被老牌殖民国家占领的区域，非洲还是更为有吸引力的——至少不会引起欧洲国家间的战争。
于是莱茵的知识分子们的市场扩张论调开始集中到“向非洲看”上，其中又有极端分子不断向莱茵朝廷请愿，要求官方出面推进对非洲的探险活动。
彼时莱茵高层的主流意识相对保守，认为英国人都不干的事情，莱茵人也最好不干。谢绾作为未来人，大概也知道这种思潮发展下去，也一定会发展成臭名昭著的非洲殖民主义。相比在世界上其他地区，欧洲人在非洲的殖民最为血腥，这对朝廷名声不好，莱茵不要当这个出头鸟。
但舆论的呼声实在太大，谢绾不得不接见了其中一些声音最大的人士。其中一位叫做卡尔·李特尔的教授最终改变了莱茵朝廷的保守态度。
卡尔·李特尔是已故威廉·冯·洪堡的同辈好友，也是谢绾的文教大臣、地理学之父弗里德里希·冯·洪堡的同事，共同创建了地理学，后世称之为人文地理学之父。
与洪堡一样，李特尔本人是反对“白人至上”、反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但他却认为，人类应对所处区域自然资源的方式，是上帝给予的天赋。他最爱举的例子，是1820年之后，美国白人将解放的黑人奴隶安置在利比里亚，这些黑人奴隶开始按照白人的政治与社会方式生活并取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这明显容易引起白人文化优越论。与种族优越论相比，这种论调影响更为深远，甚至成为种族优越论一种“更文明”的替代品，至今在主导各种冲突。
李特尔在他著名的学术界名著《地学通论》，又名《地球科学与自然和人类历史》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基于对他自己学说的实证需要，他开始热心资助对非洲大陆的探险，很多后世德国著名非洲探险家都是他的学生和信徒。
他在受到谢绾接见时，也极力鼓动谢绾以国家力量推动对非洲进行探险和研究。
谢绾本人坚决反对的是民族主义，这种文化听起来倒是个不错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口。俩人一拍即合，谢绾成了他的赞助人。
接下来，在商人们拓展市场、知识分子拓展研究的强烈要求下，谢绾又推动议会通过一项法案：建立一座由莱茵军队提供军事支持、商人提供经费、李特尔教授主持的非洲研究所，从非洲探险与研究开始，探索非洲资源与市场。
于是莱茵的探险家们开始涉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
其中一些运气好的探险家确实发现了新奇的动植物、文化遗迹甚至宝藏。
这些探险家陡然而富，令莱茵人艳羡不已。
最直接的表现是，描写探险活动的文章逐渐成为一个流派，有这样小说的报纸热销。
主题往往是勇敢莱茵探险家在非洲遇到善良的黑人美女，打败野蛮人，找到圣经中描写的宝藏，成为人生赢家。
这些文章更是给探险活动火上浇油，公派的、自发的非洲探险活动层出不穷。颇有点后世互联网万众创业的气势，只要是愿意前往非洲，什么人都能拿到投资。
当然人们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其中为首的就是热带病给莱茵的非洲探险者迎头痛击。
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病毒性疾病如登革热、细菌性疾病如麻风病等，横亘在莱茵人面前。即使是有丰富探险经验的欧洲人，此时拿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高峰时期有一半以上的莱茵探险家患上热带病半途而废，两成人会因此丧命。
其次就是土著的攻击。大量的意外遇袭死亡，让后来的探险队伍军事装备程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实战化后被定名为“1846a”的气动机枪，几乎成了标准装备，这倒是给克虏伯军工厂带来了许多意外的订单。
探险活动准军事化也加剧了探险队和土著之间的冲突。过去许多可以沟通解决的事情，现在也被简单粗暴的处理成军事冲突。这又加剧了探险队和土著之间的矛盾。
以至于一些大规模冲突中，莱茵联邦不得不派出正规军处理，由此引发了与非洲土著王国之间的战争，这是后话。
日渐升级探险活动后来终于发展成为莱茵对非洲国家率先开始内陆殖民活动。
彼时欧洲大陆人口飞速增长，消费能力激增，莱茵作为工业国首先面临植物油、植物纤维匮乏。于是莱茵商人在塞内加尔首创“农业拓殖”的方式逐步推进，即以种植花生或油棕榈的大农场为前进的基地，以陆陆续续面世的药物治疗不同热带疾病、又利用当地土著组成的雇佣军，沿主要的河流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