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自由派激进分子被困在了普鲁士，眼看着身上带的费用就要不足，这些人也各自打起了算盘。
大多数人还是想着回国的。但此时普鲁士边境突然封锁，持有德意志联邦护照的人员出入境都审查非常严格。像他们这种年轻男性非常容易被拘留，搞不好就人间蒸发了；“国民议会”的骨干们，名字都上了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的黑名单，更是没了退路，只能就地找解决方案。
经过激烈的讨论，这些骨干分为妥协派和坚持派。妥协派认为应该发表声明，解散国民议会，取得德意志联邦的谅解，然后回国；坚持派则认为，德联邦背叛了与自由派的合作，为今之计，只有继续发动普鲁士各城市的民众起来反抗朝廷。
最后坚持派获得了多数支持，继续领导自由派，他们发表了檄文，向德意志地区所有君主宣战，声称要“为一个自由的德意志而洒金最后一滴血”，为区别现存的德意志联邦，把接受《联邦选举法》和国民议会的地区叫“自由德意志”。
妥协派在承诺绝不会出卖自由派信息后，退出了行动，次日在报纸上发表声明，退出国民议会。他们还向普鲁士和德联邦道歉，并主动向普鲁士警察自首。
然而妥协派去普鲁士各地警察局自首后，大部分就地被捕，并被判处至少三年以上的监禁，其中在国民议会榜上有名的二十八位“议员”们更是全数被枪决。威廉一世由此被欧洲人称为“散弹国王”——杀人就像发射散弹一样大面积。
谢绾看到相关报道，还有点窃喜。他在心里觉得也就是威廉一世才有这个魄力和能力处理这些刺头。当然在明面上，他仍然在报纸上对普鲁士的行为表示“十分遗憾”，认为这些自由派“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
然而普鲁士朝廷的高压行为，没有起到震慑国内反叛分子的目的，反而让德意志和普鲁士的自由派团结了起来，更加顽强的对抗朝廷。
坚持派领袖判断，在德普边境会同时与德普军队为敌，不如去不设防的普鲁士各城市寻求普鲁士本地自由派的帮助。
他们把剩余的三万余人分为十几个小组织，分头到普鲁士的各个城市去与当地自由派联络，让他们支持《联邦选举法》并加入国民议会，团结在黑红金旗帜下反对普鲁士和所有德意志君主。
由于此前的经济和粮食危机，加上普鲁士国内一直存在的各种矛盾，普鲁士已经是个大火药桶。
相比德联邦，普鲁士自由派一直在更大压力下暗中生长。当他们看到《联邦选举法》之后，认定这才是德国的希望所在，于是各个地下组织纷纷整体加入“自由德意志”。
就这样，在坚持派的持续煽动下，原本已经平息下去的市民暴动，开始更加猛烈的反扑。
1848年5月，在普鲁士境内十几个重要的城市，市民们突然袭击重要目标，烧毁市政厅、警察局，修筑街垒与警察和驻军对抗。
虽然威廉一世在柏林用三万余军队最终消灭了抵抗，但在柏林之外的十几个城市，他的命令并不畅通，加上军队也市的局势得不到控制，持续恶化。
最可怕的是，威廉一世对军队改革时，为了顺利削减旧军官的话语权，大量启用了维新派军官，而且大多数是基层实权营连长。
这些维新派军官本来就与自由派是一体两面，非常容易被自由派拉拢。
两个多月后，遍布普鲁士全境的自由派抵抗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了几千正规武装，靠近德普边境的数个城市宣布脱离普鲁士，加入“自由德意志”。
威廉一世对军队的表现很不满意。他亲自率军到马格德堡视察并跟“自由德意志”打了两仗，一胜一负，没能收服马格德堡。
这回他才真有点慌了，惊觉这场抵抗行动已经非一朝一夕可以消灭。
他这种感觉，普鲁士市民和军队也有，但对他们却是下决心投靠“自由德意志”的信号。
到了1848年8月，宣布加入“自由德意志”的城镇达到了二十多个，普鲁士失去控制权的地区如同一张网，在德普边境展开，从西北到东南包围住普鲁士。
局势演变如此之快，让德联邦的元首们也瞠目结舌。
他们再次聚集到波恩，讨论局势。此时此时他们有三个选项。
一，继续看热闹；二，加入普鲁士，镇压自由德意志；三，进攻普鲁士，变相的帮助自由德意志。
虽然谢绾希望再看看，但包括汉诺威、巴伐利亚、奥地利三大联邦的国王都忍受不了自由派如此猖狂，法国的事情历历在目，他们已经与威廉一世感同身受——霸道的普鲁士好过要他们脑袋的自由主义分子。
谢绾犹豫再三，还是觉得不能对自由派动武，但不再反对君主们的决定。
1848年8月底，在大量议员的反对下，德联邦议会还是强行通过议案，主动向普鲁士提出帮助。莱茵的代表愤而离席，回国就辞职。
谢绾看到这些议员的状态，深觉不安——似乎被动摇的不止普鲁士，而是全德意志。
威廉一世也是实在支撑不住了，立即接受了帮助建议。
于是9月底，四万德联邦军进入普鲁士，开始与自由德意志作战。
谢绾的直觉没错，德联邦终究玩火**。
军队离开德联邦后，在战场上还没有取得什么明显进展，防务空虚的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突然相继爆发革命。
在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