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酝酿已久的新政出台。先是杨青雀奏请允许女子考试，被家中女子影响的官员将领，终于有人附和杨青雀。虽然林必举等文官仍不赞同，可再也不敢明确反对了。
崔秀宁并没有林必举想象的那么激进。最新规定，女子可参加考试，但单独设立女科，不与男子同考。另外，给女子提供的职位，限制也很大。
只有织造，医务，信访（特察局），民政，警堂，银行，监狱，匠造等职能部门的少数岗位，才录用女子。
而县衙，郡衙这样最正式的官衙，暂时女子无法担任其中的任何岗位。
甚至，就是新设立的乡公所，村公所，除了一名监管生育，打击溺婴的司妇使之外，其他诸如乡正村正，女子也不能担任。
事实上，新政内容最令人瞩目的，还不是开设女科的事，而是“官吏一体”和“乡村公所”。
移民们都记得，大宋朝的时候，官就是官，吏就是吏，泾渭分明。像县衙的司房，捕头等。甚至衙役之类，连吏都不是。
而什么里正，保正这些乡村主管，也不是官，纯粹是宗族推选出来的。
可是如今，所有的吏员，竟然全部算是官身，升迁之路全部打通。为此，曹魏时的九品制度，被改成了十品制度，多了一个“十品”。
乡村，更是设置了乡村公所。
新政中说，一千户到两千户设立一乡公所，置乡正一员正九品，乡丞一员从九品，司妇使一人，正十品，治安使一人，正十品。
乡公所只有四个官员，却协助县衙征税治理，保境安民。但还不是最小的官衙，最小的官衙是村公所。
一百户到两百户设立一个村公所，置村正一人正十品，治安使一人从十品，司妇使一人从十品。司妇使是监管生育，打击溺婴的女官，所以必须已婚已育的女子担任。
俸禄方面，最低的从十品，每季度四两，能养活一家几口人，到了正九品的乡正，每季度八两，已经能让几口人过的比较丰裕了。
李洛新政的厉害之一，就是打破了“皇权不下乡”，通过设置乡村公所，彻底让君权掌控了基层。
汉朝之后的乡村之长，并不是朝廷委任的官员，而是地方宗族和乡绅势力的代表。所以，往往乡村之长，也是族长，地主。
这使得乡村之长为了宗族和地方利益，往往挟裹“民意”和县衙对抗，甚至多次出现乡村之长消极征税，抗税，带领百姓驱逐衙役的事件。
这极大的损害了国家的动员力，以及政令的执行度。无法有效掌控基层，让看似强大的帝国，成了泥足巨人，再也难以具备秦汉那样的动员力。
李洛等于是将官吏打包变成后世的公务员，俸禄全部走国家财政。
那么，李洛和崔秀宁的做法，会不会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呢？非也。
以宋朝为例，虽然一个县的官员只有几个人，看似很少。但不算官员的皂隶等小吏，都是要吃饭的。怎么办？截留税款，勒索小民，额外征税。
各级官员为了养活属员，就有借口贪墨公款，招权纳贿，导致吏治更加败坏。
结果，得利的官吏，是宗族势力，被损害的反而是国家和百姓。
以元朝目前的人口在计算，倘若实行李洛的新政，全国会多出三十万的基层官员，每年多支出七八百万两俸禄，看似增加了财政负担。
可如此一来，吏治会更好，政令更通达，中央税收更多，国家动员力更强，政权更稳固。
简直太值了。
那么，这么好的事，历代不缺有识之士，难道真的看不到么？也不是。很多官员看到了，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提。就算皇帝推行，他们也会反对。
很简单，物以稀为贵嘛。倘若官员数量稀少，那么他们的官位才更加宝贵，更有捞钱的法子。倘若广大吏员都变成了官，他们的优越感就大打折扣了。
果然，新的政令草案一公布，唐国文官们下意识就要“劝谏”，理由是吏乃浊流，自古为吏者，奸猾市侩，唯利是图，怎可为官身？
可是，崔秀宁紧接着公布了唐侯李洛的“令旨”，顿时让文官们闭上了嘴。
这份“令旨”十分严厉，警告意味十足：
“海东诸卿，以卫道自命，哓哓新政，动辄陈法，不知周命维新？不知秦变周法？不知宋易唐制？古来岂有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之理？”
“尔有公心，虽错不罪。是公是私，尔等自知。我唐新创，临民日短，怎可老气横秋，暮气沉沉，不思锐意革新之道，而蹈亡宋之覆辙？此时不变，来日何难！”
“吾之君命，谋国谋民，致力图强，非为李氏一家一姓之私利，亦非思虑不周之乱命，所图之大，布局之远，恐非尔等尽知。尔等遵命照办即可，夫复何言。倘若轻谏，则公心许与不许，当在两可之间……”
这道令旨重重敲打了文官，说白了就是，你们别哔哔，你们懂什么，老老实实听命就是。要是再动不动进谏劝阻，那到底算不算公心，就是我说了算。
林必举等文官看到李洛的令旨，无不出了一声冷汗。他们原本以为，君侯和夫人都是很好说话的人，应该会察纳雅言，是仁宗一般的君主，想不到并不是那么好说话啊。
但是，李洛和崔秀宁都没有想过撤掉林必举。林必举不过是以宋朝名相标榜，在这个时代，并无不妥之处，只是跟不上两人的思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