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典他官声不是很好，因为他杯其的贪婪，公然的索贿，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其能力却是非常的出众，当年在担任山东左布政使的时候，发生了吴桥兵变，他可是统帅数万大军平乱的主帅人物，许多精兵猛将都在他帐下听令，他也都能驾驭这些人物，统筹大军，平定了吴桥兵变。
也就是因为如此，他当上了兵部侍郎、山东巡抚，在中都沦陷的时候，国难思良将，朝廷第一个就派他去抚淮，也是极大的信任。
但是在他抚淮期间跟刘家高度的勾结，这样朝廷对他非常的猜忌，甚至朝廷还在想，如果不是有朱大典的放纵，他刘家不可能实力会扩张的这么快。
甚至还在担心朱大典会起兵进行呼应，所以第一时间就剥夺了他的军权，然后再查他的罪证。
朱大典为官三十年，最擅长的就是揣摩上意，朝廷这些做法，可是令他十分的生气，十分的震怒，他的想法就是我心向明月，无奈明月向沟渠，既然朝廷不信任他，他也都无可奈何。
所以他第一时间把权力进行了交接，把手中的兵权、权力交给了吴宗达，但是该要注意的情况和一些主要的问题，他就懒得说了，直接的就呆在家里面，一副闭门待参的样子。
巧的是吴宗达在抚慰江南期间，他跟朱大典的关系也都不是很好，吴宗达此人是清流中的清流，他喜欢以道德文章来论人，朱大典能力很强，也都擅长于利用各方的巧劲来压服反对势力，但极其的贪婪，所以当地的官员对他评价并不是很高，在士林和清流中的名声这就更坏，大家都不喜欢他。
既然大家都不喜欢此人，吴宗达就更没有理由喜欢于他了，以朱大典实权在握，拿朱大典没有办法，现在把他的权利都给接管了，就把他给投闲置散了。
从朝廷任命他接管朱大典的权利，他就知道朝廷根本就不看好于朱，所以也就没有兴趣扶持这样一个人了，他知道说不定有一天，他还会奉朝廷的诏令，去把这一个人给收拾了，自然就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自然也就不会请教于对方了。
虽然吴宗达在接掌了各种权力以后，感觉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他就是低不下头，去请教朱大典，而是把他手上的事情分给了几个手下幕友师爷去管，然后就与一班文人墨客一起，在吟诗作画，好不乐乎。
他这一种典型的懒政，在国家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居然还放下了主要的政务去吟诗作对，时人称之为诗画双绝吴阁老，他还把这一种行为美其名曰称之为无为而治，当有人指出国难当头之时，他还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句：“如果这些事都要本座一人亲力亲为，又要这么多官员做什么，本座自己一个人把这些人的职务都兼了就得了。”
所以朝廷在这方面是雷厉风行，马上就进行了人事的变动，安排了新的人去主管防务，其谨慎的使用朱大典，也都不能说错，毕竟朝廷不知道朱大典与刘远桥之间的真实关系，就怕他们勾结在一起，为祸会更烈。
而且他们的措施也得力，刘家在山东起兵作乱了以后，虽然没有高举反旗，但是这也都不是朝廷所能容忍的，他们派出了精锐的士兵，对他进行四面八方的围堵。
从地图上来看，他们这样子的做法一点问题都没有，堪称高明之极的做法，但是效果是怎么样，这就不好说了，比如说在北直隶的洪承畴和卢象升近在天子脚下，他们可以马上的摧逼对方，让对方去打仗去拼命，但是远在江南的吴宗达，则是山高皇帝远，朝廷的特使一来一往，都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想摧逼他，这就不容易了。
如此一来，吴宗达他算是山高皇帝远，朝廷根本拿他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吴宗达，他现在还有闲情吟诗作对，就是因为他只是负责统管整个江南的军务，调遣军力去攻打山东。
但是真正负责攻打山东刘家的，又是另外一位能人，这就是广东巡抚熊文灿。
照他吴宗达的意思，这打仗的事情就是他熊文灿的事情，与他无关，他只要把兵力安排好，把兵力调度好，剩下的事就是他熊文灿的事情了，他堂堂一个文臣，让他上阵打仗，这是有**份、有失斯文了。
而熊文灿则呆在了广州，他因成功招降郑芝龙，抚闽政道人和而声名大噪，由于熊文灿在福建任期的政绩卓著，于崇祯五年二月挂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使衔，总理两广军务兼广东巡抚。
熊文灿远在广东，要到任也都需要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熊文灿他在广东担任广东巡抚，可是当的好好的，对于调任五省总督，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知道这可是一个苦差事，所以便上书“五难四不可”，竭尽推托。
但崇祯仍委以大任，坚持任命他为五省总督，率兵北上进攻山东，一方面是朝廷的任命，一方面又是他极力的推脱，这一位五省总督什么时候到任都是一个问题。
而吴宗达又自持身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带兵打仗的人，这一切都应该交给熊文灿便好，只是熊文灿他又极力的推脱，根本都不想接这差事，这就让南方要派兵去进攻山东，变成不切实际的事情，至少朝廷他是希望在短期之内对山东发起一次攻势，但是按照南方这边官员的尿性，想要做到这一步，可是非常的困难。
也就是因为如此，刘家他们在起兵拿下西三府以后，才有从容的时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