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洛很想问，就算你们把汉人当奴隶，可奴隶总也是财产吧？把人杀光了，谁来养活你们呢？
元律规定，汉人偷马，割掉鼻子。蒙古人偷马，补上马钱。色目回回偷马，罚款。
汉人杀死蒙古人或者色目回回，凌迟处死。蒙古或色目回回杀死汉人，仅罚烧埋银五十两。
这里的汉人，当然指的是“自由民”。
可如果是杀逃奴，连银钱都不用罚，甚至还有功。元朝，没有杀良冒功的罪名。
满清的屠杀，无论是烈度，规模，持续时间，都比蒙元差远了。
李洛很想干掉这个叫瓦森的百户官人，但他不能。
“百户官人，请你告诉我，固安牧场如今养了多少牲口，有多少奴隶？”
色目男人回答：“一州的镇守官人，固安牧场有战马三千多匹，牛羊上万，官奴五百户。”
李洛明白了。官奴三百户，每户只按四口算，也有两千人。这只是官奴，还不算这些探马赤军的私奴。
一个官营牧场，就有这么多汉人奴隶，全国呢？
《元史》记载，元代北方（淮河以北）只有四百万人口，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傻子都不信。
仅仅是几十年前的金国，还有五千多万人口，怎么现在十分之一都没有？金末元初，北方可没有发生大瘟疫。就算屠杀，也不可能杀了四五千万。
可是《元史》却言之凿凿的记载，元代北方只剩几百万人。这是《元史》哦，而且史料来源于元代户部档案，可不是野史。
那么人口都去哪了呢？
很简单。
第一是成了奴隶（驱口），失去了自由民的身份，不被统计在户部纳税人的黄册中。
第二是成了“投下私属”，即大小领主的“封民”，属于半民半奴。“投下封民”也不纳入统计。
第三是成为流民，官府也无法统计。
奴隶，按照所属性质分为官奴和私奴，按照用途又分为军奴、匠奴、工奴、农奴、牧奴、家奴、宫奴、乐奴、妓奴、矿奴、织奴、船奴、驿奴、寺奴等十几类，就问你服不服。
汉人当然是大部分。小部分是女真人、契丹人、党项人，他们大多被元廷算成汉人。
整个北方奴隶的数量，有学者分析，最少在千万以上。
你算算就知道了，元朝大根脚的贵族、诸王宗室动辄就有上万的奴隶。
上等根脚的权贵大臣、万户那颜、千户那颜也有数量可观的奴隶…就连根脚最小的十户那颜、甲主、保长，拥有几十人奴隶的也比比皆是。
大小蒙古官人、回回老爷，那个不是奴隶主？
半民半奴的“投下私属”，又在千万以上（仅北方）。
流民，也绝对在千万以上（仅北方）。
大量的奴隶、半奴、流民不统计，加上残酷的屠杀，这才使得元朝北方变成“几百万”人口。
南方的情况，看似要好得多。这时南方有六千万人口，看上去比南宋时期只少了两千多万。奴隶，私属，流民比北方少。
可问题是，南方的“自由民”虽然很多，但却被苛捐杂税（税粮科差制度），和等级压迫（南人最低）搞得生不如死，水深火热，同样流民遍地。
蒙古帝国没有南侵时，金国人口五千多万，南宋八千多万，西夏和大理各有几百万，整个中国地区的人口超过一亿四千万。
可到了元初，只有七千万人口（被统计人口）。
所以，说元朝属于典型的半奴隶半封建社会，一点都没错。
元朝武力远胜清朝，核心基本盘也强于清朝，可统治的时间却比清朝短得多，就是因为它的制度太过落后。用落后的制度强行统治先进的汉地，怎么能长久？
制度的粗犷野蛮，把“堂堂大元”变成部族色彩强烈的原始化政府，以至于出现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李洛知道元朝一个很可笑的政治现象：侍卫乱政。
中国这么多朝代，元朝是唯一能出现侍卫乱政（怯薛乱政）的朝代，奇葩到飞起。
你以为元朝的侍卫乱政和汉唐明的宦官乱政性质类似？
不不，你想多了。
汉唐明的宦官，一般是哄骗或逼迫皇帝。怯薛歹（侍卫）不是，他们是直接偷皇帝的玉玺搞很多空白的圣旨，自己往上填写内容。
忽必烈死后，大内侍卫放飞自我。今天你写道圣旨封赏我，明天我写道圣旨封赏你。或者，你“下旨”罢我的官，我再“下旨”罢你的官。
史书记载，最嚣张的十三年内，侍卫们就下了六千四百多道“圣旨”。大都的圣旨天天往外飞，涉及到人事、兵马、钱粮等大事，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地方官被侍卫们升迁到中央做大员了，很多地方的官产落入私囊了，有的地方税率变了，有的人被罢官了，有人无罪被杀，有人有罪被放……皇帝竟然不知道。
或者即便知道，也无所谓。
瓦森告诉李洛固安牧场有三千多匹战马，也让李洛吃惊。这还不是大牧场啊，就有几千战马。
元朝的战马数量，实在太庞大。
元军四大军系的骑兵总数量，有上百万，按照一人双马计算，需要两百万匹战马。
草原上根本养不起两百万匹战马，就只能在华北和西北大量养马来补充。
史料记载，关中在金朝末年还是植被丰茂，一如汉唐，根本没有黄土化。长安失去国都地位，与沙化没有关系。
关中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