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长终于忍不住跟李昭福说吴家田的事了，那是上湾龙灯队来的那天。龙灯队在新院子的晒谷坪，扎扎实实地舞了一个全套。当然，麒麟送子没舞，那是给迎进了新人，准备生小孩的人家准备的。龙队之所以这样欢实，那是没在这么好的场地舞过。舞完龙，喝了刘娭毑准备的甜酒，个个头上直冒汗，纷纷赞叹甜酒甜得粘嘴。唱的更不用说了，不但照例唱了《刘海砍樵》《十月望郎》《十二月放羊》，还唱了只有开唱那天和正月十五才唱的《采茶调》。金家台的人，包括胡亮的妈妈，都来听了，大家都莫名其妙的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好像这些戏是在自己院子唱的一样。
趁着这兴致，王万昌款步走进大厅坐下。虽然配套的桌椅还没做好，大厅的气派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喝完甜酒，也就说起了吴家田的事。当时李舜成不在场，是当着李昭福、魏保国、刘四二说的，表达了希望李昭福买下吴家田的意思。
正月十五那天，在杜李，王万昌又说了一次。李昭福两次都回应：“容我再想一想。”
李舜成不同意买吴家田，不是钱的事，还是因为怕处理不好关系，得罪了人。魏保国说不怕，曹长庚说：“现在最好，就我们这几家人。张家人掺和进来，不见得是好事。”所以这事一直放着，没有去回王万昌。李舜成是三月初离开杜李的，临走时再三强调不要接手吴家田。
李舜成走后，围绕着吴家田发生了一系列的事。
这一年杜李换了三任乡长，走马灯似的。国大的宪法已经通过，北方的仗也打得很好，国家将步入正轨。能抓住机会给自己谋个好职位自然是每一个从政人员的愿望，无悔追求。这样一来，人事变动自然频繁了些。
第三任熊乡长是七月中旬来杜李的，这人年纪轻，曾经和郭玉明的儿子是同学。他父亲在县警察局供事，县里头认识的人不少。临来时父亲对他说道：“这乡长就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收国税，一件是抓壮丁。抓壮丁自然不必多操心，抓丁的人就有枪，跟着他们走，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自己操心，不难；难就难在收国税上。管治安的警察只有长风镇有，清水坪的只是临时安排，只在早稻过后和过年前安排三两个人过去，每次待这么一两个月就回来，不是常驻。不过不要紧，你表叔的矿山有几个扛枪的，离杜李不远，收税的时候把他们喊去就可以了。真要关人，就由他们送长风。”“不准动枪。”熊乡长说道，“县长开会说的。”熊父说道：“你不懂，你们找他要枪，当然他会说不准动枪呀；你不找他要，他才不会管你动不动抢，只要把国税收上来了就行。”熊乡长明白了。
下车伊始的熊乡长当然意气风发，他问保长们：“你们那里有没有刁民？尽管说出来。你们要是说没有，然后，要交的税又交不上来，那就不好说话了。”保长们不知道秋后的苛捐杂税到底是多少，重不重，只得按较重、最重的情况盘算，纷纷说出了一些人。王万昌也担心自己过不了关，犹豫了好久，把张丰凯交了出去。
王万昌为什么要犹豫？张丰凯再做得不对也是本乡本土的乡亲。王万昌的父亲交班的时候，说过：“自己的事情尽量不要报告到上面去，他们对这里没有感情，是不会真心帮你的，有的只是耍权威。事事都往上捅，那说明你的能力不行，会被人看不起的。这样一来，事情就越办越难，跟带着其他事情都难办了。”尽管王万昌死死地记着父亲的这句话，但他还是选择了依靠外乡来的、不会真心帮自己的熊乡长和他带来的那些人。
熊乡长很高兴，对王万昌说的张丰凯企图把无主田土写到自己名下的行为很气愤，认为他不只是抗捐抗税那么简单，是要改变所有制，是大逆不道的异党行为，一定受过赤化宣传。熊乡长并没有像王万昌那样畏手畏脚，很快就把张丰凯抓了起来，抓到警察局。只是事不凑巧，警察局正在按新宪法要求纠正过去的一些做法，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取消了把人抓到感化院的治安处分，不管什么人，法院没有批准逮捕就只能短时间关押。而法院那些人，一副洋大人的做派，真把自己当成了过去的洋大人，挑三拣四，难伺候得很，警察局没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
熊父同管事的同事一说，人家很干脆答应关押二十四个小时，二十四小时就放人。熊父见这怎么行，这不成了儿戏，根本就起不到震慑作用。他立即托人找到县党部，县党部的人好说话些，在食宿由杜李乡负责的情况下，同意把人关起来，关多久都行。当然，县党部还派出专人，以专业水准，帮忙收集证据，准备给张丰凯治罪。可再怎么查张丰凯也只是一个最远到过清水坪的农民。最后，查到了他外出要饭的爹爹那里，认为他爹爹一定参加过太平军。可就算是这样，也没有对太平军的后代治罪的条例，听都没听说过。有人还说都是革命者，太平军应该赞扬，哪有惩罚的道理。就这样，关了两个月实在找不到犯罪证据，就把人给放了。
人是放出来了，可家里的家务没了，田也没了。保办所把这三年吴家自留田的收成，张家租种田土该交的租谷一并做了一个账本，数目可大了。把早稻收成全算上，把张家仓库里的粮食全部撮出来，都还不清这笔债务。熊乡长接着喊人来拆房子，把所有粗的、细的木头清出来，卖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