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间，罗逸与李丽质两口子是难得坐下一起闲聊。以往虽然也亲密得很，但因为是有婉儿在，三人说的话里虽然也都是私己话，但也是会有所不同。就比如宫中的事，一般是不聊的。
此间婉儿与大家一起出门购置东西，倒也让二人依偎在一起，聊得更多的也是关于宫里的事。
可以说很多都是李丽质说着的她知道的皇宫里的事。至于说起李二和魏征的关系，李丽质自然是不禁笑出声。
毕竟魏黑子确实容易让李二破防的。
而罗逸此间想起来，这段君臣关系是有一段矛盾期，那就是魏征死后，李二是有一段时间推倒了魏征的墓碑。
那么李世民推倒魏徵墓碑的原因，史书上说了两件事，一是魏徵向李世民推荐的两个人，杜正伦和侯君集都出事了，牵涉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所以李世民怀疑魏徵有结党的嫌疑；另外就是把前后谏诤李世民的语录抄送给史官褚遂良。显然，这两件事都犯了李世民的忌讳，
但罗逸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前者触动了李世民的敏感神经。很多人会觉得之前李世民对魏徵信任有加，却在他死后不到半年就推倒其墓碑，前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感觉比较突兀。如果孤立的来看这件事情，确实有一些让人不解，但如果我们从更深更广的背景去分析它，就不难理解太宗何以会对魏征的态度急转直下了。
魏徵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出了问题，让李世民怀疑魏徵结党。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推荐人魏徵本人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并非泛泛之辈，所以才会引起李世民的猜疑。
试想，若魏徵只是一个碌碌无为之辈，李世民会有如此反应吗？第二则是被推荐的杜正伦和侯君集二人也在彼时的政局中居于重要地位；第三当然是李世民对太子李承乾谋反案的定位了。显然，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让李世民联想到了玄武门之变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对他的心理冲击很大。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你联系前后史实所作的推测。那首先我们来看看魏徵。总的来说，魏徵在这件事上受到怀疑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魏征的墓碑是谁写的？那是李世民自己写的，“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因此，李世民后来推倒魏征墓碑，意思是收回自己写的碑文。
至于推倒自己写的碑以后，魏征后人如果愿意再找人重写别的碑文，完全可以去找，李世民并未禁止。很多人将此事传成了李世民挖了魏征的坟墓，实在是大谬。第二，李世民为什么要推倒魏征的碑呢？
史书对此早有明确记载：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看第一条，魏征秘密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结果呢，这两个人都卷入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侯君集直接参与其中了，自不必说，杜正伦呢，“后承乾构逆，事与侯君集相连，称遣君集将金带遗正伦”，可见，李承乾曾派侯君集给杜正伦送过金带。
据此看，杜正伦和侯君集均卷入李承乾谋反，当无问题。而魏征当时担任什么职务？“贞观十六年，拜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可见魏征当时也是担任辅佐太子李承乾的官。魏征、杜正伦、侯君集三人，都与李承乾有关，魏征推荐了后两人，而且是秘密推荐，而后两人都卷入了李承乾谋反。那么，站在李世民的角度，怀疑魏征结党，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
再看第二条，魏征把一些资料给了褚遂良，什么资料呢？“前后谏诤言辞往复”，这是什么，是魏征的谏言吗？请注意，不是！是魏征进谏以及与李二争吵的过程。
举个例子，就是魏征进谏某某事，李二不同意，魏征坚持，李二拍了桌子，魏征继续坚持，李二和魏征互相指着鼻子喷唾沫，最后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见，诸如此类。
严格来讲，这在唐朝是一种犯罪行为，属于“漏泄禁中语”。更关键的是，魏征此举，当时太宗并不知道，是事后才知道的。这就犯了太宗的大忌，太宗极为看重的是君臣坦诚相待，此事在《魏郑公谏录》“太宗移旧阁”事件中有非常突出的反应，太宗在大部分时间，对魏征都非常优容，但是，在“移旧阁”事件中，李二大怒，已经启动了给魏征治罪的正式程序，为什么？李二说的很清楚，“昨问卿事，遂隐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怪恨，向若遂即不道，终不与卿相见”，因为魏征在这一事件中，对太宗有所隐瞒，所以太宗大怒。请注意，那时候是贞观十二年，那时候魏征活的好好的，但太宗当时一度“令御史引出鞫问之”，可见李二对于君臣坦诚的重视程度。
而魏征事后还不改正，仍然瞒着李二私下给褚遂良一些“漏泄禁中语”的资料，属于再次违背了君臣坦诚的原则，李二对此生气，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第三，李世民对魏征的惩罚属于什么性质？一是推到了他自己写的碑，二是悔婚，原本答应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长子魏叔玉，后来反悔了。
那么这都是李二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皇帝做出的惩罚。那碑文本就是李二自己写的，现在太宗收回自己的东西，这是多大的事情吗？太宗自己的女儿，太宗不想嫁了，有多严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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