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识人、用人，李靖和李积二人都是曾经拒绝帮助他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人，魏征之前是给太子建成效力，甚至差点置他于死地的人，尉迟恭、程知节可都是从敌方阵营投降过来的人，他却可以做到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因为他能够识别出这些人是“好“还是“坏“，就拿单雄信来说，那也是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却把单雄信给除掉了，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单雄信有野心，没底线吗？
再说治国理政，李世民在位期间推行了各种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不仅如此，作为皇帝他，还能以身作则，厉行节俭，打造出了光耀史册的“贞观之治“。李世民既然称得上是一位贤君，那么他凭什么要去除掉一位能够称得上“好“字的秦琼？更何况，自古以来，贤君都是有足够的自信和掌控力的皇帝。
那么说了这么多秦琼，就是以往罗逸也点评过尉迟敬德。但以往说的是尉迟敬德如何收敛。
一个人，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场合遇到了正确的人，将自己最傲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这便是尉迟敬德的传奇一生。
许多人一提到尉迟敬德，脑子里浮现出来的都是一个高大威猛，面露凶相，勇武过人，忠心护主的典型“猛将”形象。可以说，在初唐的诸多名人中，尉迟敬德的大众印象一直相对单一。但是，细究之下，尉迟敬德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首先，比如，尉迟敬德仗义疏财，前后作战所获得的赏赐，他都分给了部下。
再比如，尉迟敬德虽然在战场上十分凶悍，在另一些事情上却很有分寸感，并且有一颗宽大的心，在玄武门兵变刚刚结束、秦王府依旧群情激奋的时候，是他第一个提出不要扩大事态，为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请求宽恕。
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尉迟敬德和李世民是很相似的：他们把所有的“残暴”都留给了敌人，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当权者，而对于手下或无辜的人，他们选择了体恤与宽容。或者说，真正的强者都会把照顾弱者当成一种义务。
以及，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玄武门之变前，是谁对李世民说“且在外八百勇士，今悉入宫，控弦被甲”？是尉迟敬德。
那个年代，能玩骑砍的都不是一般人，尉迟敬德作为着名的“玄甲军”将领，是当时最优秀的高机动战术指挥官之一，从他的战场表现来看，尉迟敬德对骑兵战斗组织的重整、战场视野和战术贯彻能力都非常出色，也是秦王府集团的“核心管理层”之一。如果仅仅把他当成一名“超级打手”来看待，那就太小瞧他了。
当时的唐廷将尉迟敬德和李靖分别评为内、外之功的典范，不可谓不恰如其分。应该说，他们分别代表了古代帝王成就霸业的两大基石——没有后者，则功不成、业不就，垂范不了后世；没有前者，则皇权无以拱卫。
但此处要说的是，回到开头那句话：在“价值实现”这个层面上，李世民对尉迟敬德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对李靖。
也正因为如此，尉迟敬德对李世民的忠心，几乎让人忘了，他原本是个改换门庭的降将。
李靖的能力和战绩自然是一流的，但是像李靖这样的“战略型武将”，只要赶上帝国扩张期，如卫青、霍去病、苏定方、裴行俭等人，都成为了彪炳史册的名将。
而尉迟敬德则完全不同：像他这样的“战术型武将”，能否体现出最大的价值，十分依赖主帅的战术体系。
如果不是遇到像李世民这样喜欢以“精锐骑兵集中冲击敌人薄弱环节”作为主要战术的统帅，比如换到主打“恶境奔袭，打时间差”的李靖手下，尉迟敬德的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就算碰上硬仗，如果不是主帅本人热衷于亲自冲锋，尉迟敬德也只能作为战术执行者混个次等功，像贞观时期的薛万均、万彻兄弟或契苾何力那样，壮则壮矣，但比之“大唐二李了”终究逊色了不少；当一个战术型的高杀伤性武器，经常性地被最高军事统帅当做主要进攻手段用在具有战略决定意义的大会战中时，也就被赋予了战略武器的意义，成了无可取代。
简而言之，就是那一句：
“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
哦，对了，尽管尉迟敬德经常被演绎成“大老黑”，但实际上体力流的武将都不会很老，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尉迟敬德不过三十六岁。
若不是因为同行的李世民只有二十二岁，可能尉迟敬德在后世眼中也会是个颇受老板赏识的青年才俊。
古语道，士为知己者死，而不是为富己者死、贵己者死，也不是为救己者死。
所以尉迟敬德回报给了李世民超越“以命换命”的行动：仅仅因为李世民的一句“彼之所乘真良马也”，尉迟敬德便以血肉之躯冲入了敌方阵中。
要不怎么说李建成李元吉他们最怕尉迟敬德：能做到这一点，简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会为李世民做到何种程度。
而李世民给尉迟敬德的答复也十分有趣，他发明了一个成语，叫做“积金至斗”
“公之素心，郁如山岳，积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
我知道您的心，就像山岳一样坚定，就算把金子堆到北斗星那么高，也无法撼动您的忠诚。
泰山北斗，话说罗逸始终觉得唐朝人说话都这么奔放。
所以说，尉迟敬德后来一碰到李世民的事儿就过激，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