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的人太多了，我现在买房子装修我也没钱了，谁来救助救助我？”我开玩笑地说，“看他是残疾人的份上，咱去看看！”
这位当事人家住本市辖区的西北边陲某乡镇，车开进村子，在一处破败的平房里，我们见到了他---老张。
阳光暖暖的，村里的柳叶鲜嫩欲滴，唯有老张的这座破房子跟这美景格格不入，高矮不平的土院墙，抬头能看见天的满是破洞的屋顶，瘫坐在炕上一身恶臭的老张……
我俩走进屋子，被老张身上的臭味熏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我俩强忍着避免失态引发尴尬。
俗话说，久在鲍鱼之肆而不知其臭。老张似乎也看出了我们的尴尬，竟然谄笑着说：“你们今天要来，我把屋子都打扫了，也开窗通风了，我怕你们嫌我个残疾人，有味，嘿嘿”
在屋子站了几分钟，我也渐渐适应了屋子的气味。负责嗅觉的神经稍稍放松，视觉神经方开始工作：老张看上去五十多岁，一双狡黠的眼睛眯缝着，双腿有些萎缩变形，蜷腿盘坐在炕上。上身穿了一件旧西装，头发也用水沾湿了梳得整齐，看来今天是刻意打扮了一番的。
“先不用急着录像，先坐下喝碗水”老张一只手擦了擦炕席，另一只手从身后拖过来一个茶盘子，又捞起身旁一把沾满污垢的铁皮暖壶。老张从药盒里抓了一把劣质茶叶放进茶壶里，用开水冲了。
“不用客气，大叔，你找我们来有什么困难？”骚瑞问。
“我这个情况你们也看见了，身体不中用，就靠个低保生活，我寻思请你们找找社会上的好心人，给我捐点钱好看病”老张进入了正题。
“你没有家属或者亲戚什么的？”骚瑞皱着眉头问。
“老父亲老母亲早就死了，男姊妹就我自己，我还有两个女姊妹，偶然来看看我，再就是有邻居给我送点吃的喝的”老张缓缓地说道。
“噢，好的，一会你就把你情况详细跟我们叙述一遍”我把话筒伸到老张面前，骚瑞也调试好了摄像机。
“哎呦，让我和你们聊天说行，看着这东西，我紧张”老张低头看着话筒，又抬头看了看摄像机，“我不会说普通字呐”
“你不用说普通话，你就说土话就行，说土话显得自然真实”我说。实际上，在采访中，许多被采访者面对摄像机，往往刻意地说普通话，结果不仅说得跑调不标准，而且还紧张、语无伦次，反而影响了情感和意图的表达。
“我十八岁的时候，两腿就突然瘫了，也说不上媳妇，家里也没钱，现在就我一个人……”老张巴拉巴拉地说了半天。
“好，你先稍微一歇，我出去拍点镜头”骚瑞扛着摄像机来到了屋外，对准破屋子、烂家具、废弃的鸟窝等所有能表达凄凉破败情感的景色拍摄起来。
“咱不能只采访他一个人，虽然这不属于纠纷类新闻，咱也应该多问问邻居，不能听他一面之词”我跟骚瑞说。
“嗯，我觉得这家伙不靠谱，都说相由心生，你看他那小眼睛贼溜溜的，年轻时肯定不是好人，说不定腿是被人打断的”此时的骚瑞好毒舌。
这时，巷子里走来一位大妈，背着一筐子菜。“大妈，您好，我们是电视台，请问一下老张平时是怎样一个人啊”我快步上前去采访。
“你们来采访他啊”大妈感觉有些吃惊，“没法说，你们别采访我，我还有事”。大妈笑着躲开了，走远后还不时回头看我们。
眼看着一个大叔牵着一头牛又过来了。“大叔，您好，打扰您一下，请问老张平时在村里怎么样？“我客气地问。
“这个人啊，就个二流子，咳！你快去村里打听打听吧“大叔脱口而出，但意识到我们是在采访拍摄，忽然变了脸色，”你们这是采访我啊，把我刚才说的给我抹了去，这些营生不能上电视“
“好好好，我们不录，那你跟我们说说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骚瑞把摄像机从肩膀上放了下来，用手提着。
“噢，你们不录，我给你们说说“大叔不放心地看了一眼摄像机。此时，骚瑞悄悄地按下了录制按键。
骚瑞使用的这招，是社会新闻记者常用的一招，在当事人拒绝接受采访或者不方便露脸的情况下，我们会把摄像机提在手里，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实则偷偷在拍摄，此类拍摄说难听了叫“偷拍“，说得冠冕堂皇些就是“调查拍摄“或者”非正常拍摄“。当然，最专业的偷拍还是用隐藏在纽扣、手表里的针孔摄像机了。
大叔把牛拴在了身边一棵小树上，顺手扯了一根狗尾草，拿在手里把玩着，依靠在墙上，向我们讲起了老张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里有个叫翠花的姑娘，就住在这条街上。翠花虽然名字土里土气，但是却出落得亭亭玉立，上门来提亲的不少，最后跟八里外万埠村一个小伙定了亲。
眼看着大喜的日子就到了，翠花却突然暴毙而亡。据她的家人说，一切都毫无预兆，当天吃完早饭后不久，翠花就晕倒了不省人事，很快就没有了心跳呼吸。
家人悲痛欲绝，村民们也都替她感到惋惜：好好一个大姑娘，说没就没了呢！
翠花生前爱美，家里人给她穿好了寿衣，把她准备结婚穿的新衣服也打进了包袱，准备跟翠花一同放进棺材里。
出殡当天，很多村民在围观，许多人在抹着眼泪。老张那时还是小张，只有十七八岁，他也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