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沛国而下，路上走了五天，才到了广陵城（今扬州），不过如今早就改称扬州。自运河建成之后，扬州就成为一方都会，其得盐、河之利，繁华程度犹胜于徐州郡治所彭城。
到了扬州之后，司马遹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待在行宫，在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之后，他领着自己的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和温峤等人走在了扬州城的大街上。
广陵（扬州），因为交通便利，当时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中心，不仅盐铁漕粮由此转运，还有一些纺织、刺绣的“工厂”。
广陵（扬州）城中，当时虽然还不曾有“二十四桥明月”，但当地富庶，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却是有的，城中颇多经商大户，那宅院所修，就是东都洛阳的一些寻常权贵，恐怕也比不上。
然而扬州城郊，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沿湖河两岸，虽然有很多有钱人的“别院”，但更却是成片的棚户区，其实这些房子，倒也并不是不堪入住，只是与那些富商宅第一比，反差着实太大。看着周围反差巨大的居住环境，随行不少人都有些愤愤不平。
“陛下，商人出身卑微，靠夺占国家所得之利发迹，炫富耀贵，不知收敛，着实可恶！”这话是大皇子司马臧说的。司马臧出身皇家，其外祖家又是大晋顶级山东世家，其所思所想无不受世家影响，言语中流露出轻视商贾的思想。
“商人与工匠走卒，相去未免太过！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尤为可恶者，逃漏税款，囤积居奇，巧取豪夺。”温峤所感。与大皇子司马臧又有不同。温峤虽然也出身世家，但他受新学思想影响的更大，而且他成年后又多方游历，看的自是比正在接受教育的司马臧要深。
司马遹微微一笑，并没有对众人的议论发表任何看法，贫富差距是事实。但却不是取缔工商工商的理由，当然了，在税收上稍稍限制一下工商还是可取的。
那些生活在棚户里的工人，固然是在被“剥削”，可是如果“剥削”没有了，他们的日子。恐怕更不好过。尤其是在人多地少比较突出的地方，正是靠着当地的工厂和商铺过活，而且有的人的日子比一般农夫，还要富裕一些。
司马遹一直都觉着自秦一统天下之后，轻商主义就成为华夏的主流思想。而司马遹一直试图改变这种轻商的文化。这样，也许可以改变未来华夏的命运。不过现在看来，虽然商业已经成为大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轻商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的存在着。
“商人只要依法经营，炫富耀贵，倒无不可，国家由商得利，已占年入近半，倒不该说商人无功。至于逃漏税款，囤积居奇。商者固然有过，而官吏之过尤甚，朝廷既然是设了官职，便该尽心尽职，不可懈怠职守，更不可官商勾结渔利！只要吏治清平，自可去弊存利。”
尽管司马遹已经有了要限制某些大商团的发展，但他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那就是限商可以，但绝不能抑商。司马遹对下面的情况也有些了解。知道自登基以来，便开始大兴工商，以经济发展为重点，上有所好，下有所投，久而久之，大晋地方官府居然有了另一个世界改革开放地方政府的影子-以gdp为重。
大晋地方官府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是也将重心转移到这方面，大力扶植工商业，因为中枢喜欢看这个数据，所以就能出政绩。而从古到今，当官都是要讲政绩的。此前政绩是德化百姓，地方安定，而到了大晋却是主要用经济展说话了。
想到这里，司马遹不由腹诽了一下自己，有点急于求成了，不过也没有办法，当时大晋内患未除，外患丛生，再加上国库空虚。所以最大的任务就是积聚力量，用于消灭割据势力和一统天下。
如果没有这些以工商业为纲的举措，大晋也不会迅聚集起如此雄厚的力量。不过现在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现在的大晋已经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只要举措得力，保持继续快展是没有问题，但是朝廷的政策是该做出做出一些调整了。
“当然了，温爱卿说得不是没有道理，这几年朝廷一直鼓励发展工商，发展经济，是到了要调整的时候了。今后朝廷要加强宏观调控，尤其是注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问题，特别是要向中下层发一个公函，要求他们就朝廷面临的问题拿出一个章程来。”
温峤愣了一下，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意味着大晋对地方政策的转变，当即答道：“回禀陛下，臣也一直认为，今后官府当以民生为本，不能以营利。官府是替陛下牧万民，不是工厂商社。因此抑制商业力量插手行政力量，控制商业规模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看来温峤也是一肚子意见，此前只是迫于整个大晋的整体环境，只好跟着做，现在有了机会，他自然会向皇帝陛下阐述自己的意见。
司马遹不由赞许地点点头，这话说得好，官府是为百姓服务的公益性机构，决不能被任何力量左右。可大晋已经出现了某些不良苗头，这次司马遹借着南巡之际，准备彻底的整改一番。
扬州城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北端，是运河与长江交汇的要冲之地，是南来北往，西去东下的交通枢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扬州在运河开通后的几十年间就已繁荣富庶、商贾云集，被称为‘淮南第一”的著名城市。
这里有当时最大的珠宝市场，波斯、大食等地的商人在这里贩卖珠宝、收购特产，南北商贾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