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刘玉龙的炮队营
原为程学启的开字营炮队营，始建于1863年春夏之际（曾合并华字营的吴兆楣炮队）。程学启为淮军初建时的第一勇将，开字营也是平吴时的第一大营头。在进攻平望、嘉兴前，购得三十二磅、六十八磅子的大洋炮三尊，为当时淮军罕有攻城重炮。据李鸿章说它是在淮军中仅次于常胜军遗留的炮队。程学启于1864年4月阵亡后，开字营为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共带，炮队营官为刘玉龙。1865年6月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把该营和常胜军炮队一同作为亲兵，调驻南京下关。1876年，因李鸿章已北任直隶总督，不愿再为驻南京的此营炮队更换新式的克虏伯炮，便以节饷名义将其裁撤出淮军，转由两江总督沈葆祯从江苏饷项中拨款供应。因该营是江苏和南京驻防的唯一炮兵营，沈葆祯只得接收下来，并交由驻防江南的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节制，成为庆军中由江苏供饷的头一营。1880年吴长庆率庆军主力六营移驻山东登州后，刘玉龙的炮队营与另三营仍留驻江苏，先后归曹德庆、班广盛统领。
3、铭军的开花炮队营在淮军中资格却较老，1863年春始建。有洋炮二十余尊，大者四五千斤，小者干余斤、数百斤不等，最大的为三十二磅子开花炮两门。李鸿章对它的评价是“大炮少而小炮多，可以攻营劫寨，而专攻一城，尚不敷用”，“不足致死命”。此营长期一直是铭军统领的亲兵，与一营得力的洋枪队结合，组成枪炮队连理二营。1871年刘铭传从陕西离军，就把这二营带回保定。次年刘盛藻接统铭军，又随身将其带去。
4、鼎军的炮队营潘鼎新鼎字营的炮队始建于1863年春末，李鸿章的评价是“炮位器具，皆臣陆续购自外洋，为中土难得之物，堪为海疆镇守”。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鼎军炮营也是小炮多、大炮少，实力实不及铭军炮营，在1864年6月才有了两尊三十二磅子的大炮。1869年初，鼎军因索饷在山东韩庄哗变，而于8月被遣撤，这营炮队也随同裁撤。
5、亲庆军的炮队刘秉璋的亲庆军在1864年夏驻防松、沪期间，接收部分常胜军在松江存储的炮位而建立，似乎力量有限，勉强凑足一营，但到了1866年4月，据说只有开花炮一个小队的实力。
除了以上五支炮队外，淮军还有一些单独的炮队，或与洋枪混合的枪炮队。
一是张遇春春字营的炮队，这是淮军最早建立的炮队，但其规模似乎一直维持在二百人的范围内，也未在战场上有什么进一步的显要活动。1864年5月张遇春死后，其春字各营先后撤并，惟留春字中营，或者就是因其有开花炮队之故。其后此营随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北上剿捻。1868年春与李昭庆所带各营一起裁撤。
二是常胜军裁撤时，应英上海领事巴夏礼要求，又留存洋枪队千余人在上海训练。到1864年10月，李鸿章命潘鼎新将其整顿，分由余在榜管带五百余人，袁九皋管带三百余人，其余作为余丁。这两营各有原常胜军所有的开花炮、洋火箭、洋枪等武器，实际是两个洋枪炮队，井非单纯的炮队。余在榜营在1865年6月拨归鼎军节制，随同北上剿捻，不久调出，后归入盛军麾下。
其他如盛、松、勋等大枝营头，以后大多建立了自己的炮队。没有专建炮队的营头，也常在步营中间添洋炮一、二哨，虽非定制，但多被效仿采用，营制上也突破五百人，常有七、八百人之多。
剿捻以后，淮军火炮装备又有新的发展，在引入新式后膛钢炮的基础上，仿欧式的新式炮队营也相应编立，此留待后文再述。
四、洋务运动及练防各军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清军中使用的洋炮主要是依靠输入。那时输入的是前装炮，称为炸炮或开花炮。依其身管长短，分为长炸炮、短炸炮两类。长炸炮就是加农炮。其大小是按炮弹重量区分的，大的弹重百余磅以至几百磅，小的弹重几磅到十余磅。我国从英、法等国输入的有十二磅、二十四磅、三十二磅等种。十二磅以下一般用于野战，这时期野战炮的长度约为口径的十六至十八倍，火炮重量为炮弹重量的一百一十至一百五十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附有炮架及弹药前车。其性能：进行直射时，炮弹约在300码距离上落地；如增大射角，射程可达3000－4000码，但距离这样远时，命中目标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其有效射程不超过1400－1500码，即使在这个距离上，六发或八发炮弹中，也只可能有一发命中目标。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炮是用于攻城或装备于要塞及军舰上的重炮。一些为专门目的制造的，共长度为口径的二十二至二十五倍的炮，射程大，命中精度较好。短炸炮就是臼炮（我国当时称为田鸡炮、硼炮或冲天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跳我国仿制的短炸炮有十八磅、四十八磅、一百零八磅等种。这种炮的炮身最短，一般约为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