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楚生听罢，会心一笑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这少数人往往为后人推崇而不容于当今。全社会都认识到马路杀手成了第一大杀手，酒驾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某领导的讲话叫做不识时务，不认症候，即使他手中握着真理，也必然被口水淹没。”
洪峰见屈楚生如此谈得来，兴之所致，又举一个案例发挥说：“再如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往往从案件事实上难以区分，这时候定案依据还是被告的口供。我曾经办过一个案子。某县一个征稽所长撞死了一个交警中队长。案情非常简单，交警中队长拦车检查，征稽所长的车不仅没停下来，而是加速撞上来交警中队长，结果导致了交警中队长的死亡。关于案件这个案件定性，其实有三种可能，最轻的当然定交通肇事，过失致人死亡，重一点可以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重的当然是故意杀人。我接手案件时，案子已经定为故意杀人。定性的依据就是被告人的口供。被告人与被害人同是吃道路执法饭的，两人曾经为工作的事发生过龌龊。被告录口供时说过一句话，老子就是要撞死他。这个案子虽然公安和检察院已经定性，但我认为不是没有改变定性的可能。第一，被告人录口供时的话可能是在被逼问作案动机时的一时气话，因为被告也是个执法人员，对于突然之间的这个角色转换还不适应，有抵触情绪，所以抗拒，因为工作方面的小小过节不应该成为杀人的动机；第二，如果说被告人有的杀人的动机，选择车子作为杀人工具理由是什么？再说事发偶然，他的犯罪预谋又在哪里？要改变案件定性，关键还是在被告人的口供。一个拦车，一个停车，这是正常，而要停车，必踩刹车，偏这刹车挨着油门，一脚踩错，后果就成了两样。要救被告人的性命，有文章可做，关键在于被告当初到底是想要踩刹车还是踩油门。至于被告在法庭改变口供也不是没有理由，第一，因为事发突然，自己吓懵了，有说错话的可能；第二，案件发生后，面对交警的汹汹舆情，警方在办案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当然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介入案子后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第一，经我调查，当事人之间的所谓矛盾，不过是工作中偶尔发生过的一次口角。对于两个执法人员，一次工作上口角会成为杀人的动机吗？这谁能相信？第二，案件发生后，交警群情激奋，被告人在看守所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我在会见被告人时，被告人以目示意，把我的注意力引到他的胸脯，我知道，他在受审时应该是断了肋骨，不然不会时时咳嗽。当我问到他到底是准备踩刹车还是准备踩油门这个问题时，他回答得很干脆，说是误踩油门。上庭的时候，我想应该是我施展刀下留人的功夫的时候了，我相信法官和我的想法也一样，要说案件的起因只是一件小事，两人已经死了一个，未必要把另一个也要送上西天能显示法律的公平。轮到法官问我有什么向被告发问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法官在给我机会递点子，谁知当我再次当庭询问被告是准备踩刹车还是准备踩油门时，被告回答说还是要撞死他。虽然我对被告的回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被告因为突然遭受巨大变故，再加上受到刑讯逼供，精神崩溃，一心求死，在意思表达上已经有了严重问题，请求法庭对其进行精神鉴定，但我的请求不待法庭表态，却让被告一口回绝了。我知道已经回天乏术，结果这个征稽所长被判决执行死刑。”
事隔多年，洪峰说到这件案子还是唏嘘不已。屈楚生听了洪峰所说的这个案例，也很感慨地说了一句：“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说说容易实行难。”
在屈楚生，刑事审判中之祸从口出，他是第一次听说。法官想法外开恩，代理人想刀下留人，当事人一心求死，以死谢罪，这种事谁也怪不得。但这时，两人经过几个回合的交流，屈楚生先前对洪峰的几分失望已经完全退尽，觉得洪峰在法学上虽然难免有些旁门左道之嫌，但其法学造诣确实非同一般。但他还有一点未曾探明的是，五哥究竟是个纸上谈兵的理论家，还是确确实实是个回天有术有大神？
屈楚生到底忍不住，要谈自己的案子了。看五哥究竟有什么翻案之术？谁知他才开始诉说，洪峰就摆摆手打断了他说：“你的案子，听我来说。”
屈楚生一惊：难道洪峰已经深入了案子，比我这个当事人还熟悉案情？但既然洪峰如此说，屈楚生只得带着疑问，打住话头，洗耳恭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