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尽力而为。”
票号是中国传统金融机构，近代尤以山西最为发达。票号资本或财东独资，或二三人合伙。对企业负无限责任，除所投资本外，还以本人家庭财产作保证。因而票号信誉不在资本大小，而在于东家的财富和身份地位。但票号财东一般不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全权委托给经理，即俗称的“大掌柜”。他们多半与东家有亲缘关系或师徒关系，有的类似主仆。以忠义作为两者间维系的纽带。他们与东家之间不肯背生忘死，也绝少坑蒙欺骗之事。票号地管理实行总号集权制，分号虽多，无独立资本，所有资金都由总号大掌柜一手调度。分行经理俗称“老帮”、“二帮”，是大掌柜的助手，忠实执行大掌柜地命令。他们的任命也由大掌柜遴选，与其有个人间的信任关系。票号实行学徒制，总分号的职员以至经理都由本号学徒递升。习称伙友。学徒自然多数是本地人，有一定家底，而且与掌柜的往往沾亲带故，很重视人脉……
“乡土气息很重嘛……”沈麒昌想了半天，“这到底好不好呢？”
“怎么说呢，这种习惯与洋人那种认钱不认人地脾气完全不同。有利于保持彼此地人际关系和人员稳定。”熊希龄说。“我打个比方，当时渠本翘向各票号借款。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可供抵押地东西，但因为经商日久，票号们不是因为关系好面子抹不下，或是因为他信誉好而愿意借给他。但若是换成了洋人的银行，肯定是不借地。”
“我当时也是因为面子抹不开而借给他钱。”沈麒昌自我解嘲般地说，“看来我还没有完全认钱不认人。”
“沈老真会说笑。其实，洋人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想，若是这渠本翘没有能力归还，你地银子没了就没了，影响还不是很大。那些票号可就惨了，说不定会集体倒闭！”
“有这么严重？不就150万两嘛！我听说那些票号多时能达到一万万两。”
“沈老看来是没吃过缺钱的苦头。这150万两要是没了，众多储户一得知，肯定担心自己的资金安全而纷纷前来挤兑，一万万虽然多，但都不是票号东家的，他们各自的资本，不过也就在四五百万两间，一下子少了150万，必然周转失灵。”熊希龄用活生生的例子解释，“咱别的不说，就说复生，去年因为军饷和锡良总督闹红了脸，一气之下，让您给开了一张100万元的官贴兑换，差点没把我气死。”
“啊？复生和你还有这个过节？这其中内情我可是不得而知。”
“这就要问您老的好女婿了！”熊希龄一脸尴尬，“算了，现在都民国了，就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前清地事情，免得复生又说我心里小气。”
“秉三，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小婿年轻气盛，干事情不计后果，老夫给你陪个不是吧！”
“那倒不用！”熊希龄出气后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讲了下去。
分配制度是与人事制度相一致的，一般职员与东家关系疏远，实行年薪制。有些职员职位比较重要，及个别受重用的，包括总分号的经理则实行另外一种分配制度--顶股制，即和东家一起参与分红。东家按出资多少分红，称银股，职员按其职务不同，称身股。大掌柜一般吃一股或以上，分号经理吃七厘、八厘或一股。银股和身股虽然没有统一标准，但总体来说，总是身股多于银股。比如，百川通票号利润是按30股分配，其中银股10股，人力股（身股的总和）占其余20股。这当然不是说利润大部分归职员，因为人力股所得包括了薪水。一般而言，分红在年终进行，职员平时由号供应伙食和一定地零花费用。
山西票号发达，几百年来逐渐形成了帮派，主要由祁帮、平遥帮和太谷帮三大帮，区分地标准，不是根据东家是哪一县人而是根据总号的所在地，三县便是山西票号地三个活动中心。不过这种分帮，只有在营业互济中才明显地区别出来。例如承汇一笔大款，一家吃不下来或风险太大，需要几家联合，就必然找同帮的票号帮忙，同享利润，有点类似于洋人的银行团。当时，和银行不一样的是，这种同业往来，往往少之又少。一般票号间不太涉及经济交往，与银行间经常进行的同业拆借大异其趣。
“这样老死不相往来总不是办法，在这点上票号是落后啦！”沈麒昌踌躇满志地说，“咱们要是办起了银行，一定能比他们弄得更好。”
“不仅如此，票号与银行还有另一个不同之处----收存官款没有利息，私人存款的利息也很低，储户主要是为了资金安全而非奔着利息去。而银行存款总是有利息的。”
“这么说来，如果我们办银行给利息的话，存户都会被吸引过来？”沈麒昌立马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不仅如此，那样一来，等于我们把他们整个经营方针都打破了。原本票号经营，因为存款相对来的容易，票号在放款时，一般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