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在北疆出台新的盐税管理办法后，中央政府也坐不住了（北京政府财政困难，又急欲向银行团以盐税抵押借款，因此首先整顿盐税）。是日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袁世凯特派秘书胡均列席，与国务员共同商定统一盐务办法七条：(一专设盐政院，仍考成于财政部；(二)各省分设盐官，直隶盐政院；(三)永除引地名目；(四)确定新统系；(五)比较产销多寡；(六)酌定公平价格；(七)统筹划一税制。由于北疆有先行试点之便利条件，国务院会议特意留出附则--“着北疆先行改革试点，以观实效”。
11月2日，北疆方面与长芦盐商商定，在热河一带的盐商（年产量约10万吨）按照属地原则划归北疆管辖，实行新税法，从此以后，北疆内部实现食盐自由流通，均一税率，外地之盐可缴纳同等税款后在北疆出售，但北疆生产之盐，暂时不对外出售（允许出口）；工业用盐一律免税，精盐可减税三成；从试点之日起，北疆范围内所有引商、纲目一律废除……
秦时竹还来不及欣喜，又陷入到一场事关民族大义和战略抉择的思索中去--蒙古问题。
五巨头会面期间，众人一致同意，坚决用政治手段解决外蒙问题，反对国家分裂，并主张和外蒙当局进行谈判。但沙俄自策动哲布尊丹巴集团宣布外蒙古“独立”以后，为把外蒙古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大肆宣传“蒙古者与支那共戴满朝，故合为一国。\今满朝已亡。自可独立。而此独立者，介于两方之间，自应由两方共同保护”。
由于中国一直拒绝与俄国交涉，为给袁世凯政府施加进一步的压力，也为一口吞下已经含在嘴里的食物，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基建议“从速签订俄、蒙条约，并应采取更加强硬之态度。”沙皇听取此建议后，特意派遣原驻华公使廊索维慈去库伦。以全权专使身份和库伦当局秘密谈判。准备直接签订条约。
行前，沙俄总理大臣可可维慈指示道：“蒙古必须给予俄国若干权利，以报偿之，尤其是应当允许我国人民有在蒙古殖民、置产地权利。”
9月中旬，俄使廊索维慈从彼得堡动身潜赴库伦。10月初，他和沙俄驻库伦领事刘巴等同库伦当局进行谈判。库伦当局的代表是总理大臣”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内务大臣”达喇嘛苏朱克图、“外交大臣”杭达多尔济。在俄蒙谈判中廓索维慈软硬兼施。一方面威胁外蒙不得与北京当局谈判。否则“若无俄国之参与，而蒙古径与中国订约，则俄国政府对于此种条约，决不加以承认。”另一方面。又以200万卢布贷款为诱饵，引诱库伦当局上钩。整个俄蒙谈判自始至终是在俄方一手操纵下和威胁利诱下举行的。*
从谈判开始到《俄蒙协约》的签订，沙俄政府同廊索维慈相继交换了24次文件，旨在诱吓外蒙古当局在沙俄已拟定的《协约》上签字。在俄蒙谈判过程中，俄方除对库伦当局施加压力外，还在修改具体条文中，逐字逐句加以修饰，不是某条文中加上“蒙古政府”字样。就是某一语“最好删去”等。总之。《俄蒙协约》的出笼，完全出自沙俄政府的笔下。11月3日。库伦当局最后在沙俄一手泡制的《俄蒙协约》及附属“商务专条”上签了字。
《俄蒙协约》共四条，主要为：俄国政府愿极力资助蒙古政府，并为其编练常备军，助其禁止中**队及移民入境；俄人在蒙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享有超于俄人所享有之权利；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政府不得与中国或其他外国订约。
《商务专条》密约17条。其主要内容是：俄国人在蒙古全境享有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与蒙、华个人或工商团体协商一切事务之权利；俄国人之进出口商品一概免纳各项捐税；俄国银行有权在蒙古各地开设分行，经营各项金融事业；俄国人有权在蒙古全境租地、买地，修筑房屋、店铺、栈房，开垦耕地，经营农业，以及开矿、伐木、捕鱼和其他经营权；有权与蒙古政府协商设立领事馆、设立贸易圈、开埠、邮政、渔猎、割草等特权。如有争端，由俄国领事与当地蒙古王公代表会同判决等等。一句话，蒙古变成了沙俄地一部分而不是中国地一部分。
秦时竹召开碰头会，和葛洪义、何峰讨论这一切：
葛洪义将大体情况说了一遍，说道：“具体协议今日已经达成，不出数日就将公布，这是公开叛国，我们怎么办？”
何峰沉默半天不语，最后吐出一句话：“政治我不是太精通，还是请老大定夺吧。”
“再过几天就要举行北疆革命胜利一周年庆典了，到时候周羽、海燕等都会过来，讨论自然需要，但也得有个应对草案，免得手足无措。”秦时竹交待了一番。
“没什么好说的，打！”葛洪义是不折不扣的鹰派，“外蒙气焰如此嚣张，不给他们点苦头吃是不会服气的。”
“打？那俄国方面怎么办？”何峰主张隐忍，“还是等一战再收回蒙古吧，现在打，就面临着和俄国直接对抗，不符合以前制定的战略目标。”
秦时竹点点头：“确实，我本来也主张一战开始后再动手的，但现在外蒙如此嚣张，我又有些改变主意。这些天我盘算来盘算去，觉得现在动手时机合适，胜算也有。”
“主要是名正言顺了。”葛洪义说，“这样事情就好办。外蒙居然敢和俄国签订条约，这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