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扩大生产基地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筹划整个矿产区，禹子谟在何峰、秦时竹两人的授意下，同时得到徐世昌的批准后，将辽阳铁厂的范围同时向西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大，前者界限到了樱桃园、王家堡子、关门山一带（属于鞍山矿脉*近中心部分），后者则到了辽阳正东四十公里的地方。
这是秦时竹等人第一次明显体验到官商合作的妙处，新扩大的土地范围占地约有4万余亩土地，但其中很多都是官地，依照整体流程的上下疏通，辽阳实业仅仅以5万多两银子的代价就予以拿下，当然，对徐世昌而言，这些官地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换取一点银子来得实在，更何况还有督办费每年净增加3000两的实惠，何乐而不为？当然，总督大人自己怀里的那张万两银票是不会轻易出来示众的。
对禹子谟个人来说，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使得他愈发确信“实业救国”这条路是对的。虽然身为总经理的禹子谟在辽阳实业中所占股份并不多，不仅只是董事长沈麒昌的一个零头，即便与穿越七人组想比也要差上不少，但就是这不多的股份屈指算来也有百万之数，想起几年前几乎走投无路时的绝望，几乎有两世为人的感慨。
除了物质利益的丰富，精神上同样受益非浅，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谋略上他都深深服膺于何峰、秦时竹等人的筹划，在他们身上，他仿佛看见了中国未来的希望，隐隐升腾起救中国之路唯有照此的念头。年底之时，借着奉天巡防唐绍仪访美的机会，秦时竹帮他疏通关节，促成了他儿子禹奋进去美国留学。再早些时候，侄儿禹清明已被何峰安排去德国留学了。禹子骧虽然对弟弟很多洋做派还不太习惯，但是将子弟送出去放洋他是举双手赞同的。当然，他有些奇怪为什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弟弟绝口不提去日本留学，而非要送到德国与美国这样差异更大、路途更远的国家。
对于个中缘由，禹子谟是无法解释的——日本革命党力量很强，他担心这两个刚刚年满18岁的年轻人会经不起那种炽热与爆发。他并不是不赞同革命，而是认为在现在的中国更需要能脚踏实地办实业的人物，禹家的子侄都很老实、本分，不太像能是搞政治的人物，做学问或者搞实业倒更契合一些。再说，经历过“非常国会”的风风雨雨，禹子谟已经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高呼两句口号，弄点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并不困难，但要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与衰败，只有热情与口号是不够的。在走出国门去见世面的两位子侄身上，无不承载起了父辈殷切的期望。
留守身边的便只有年龄尚小的陈若愚，一直将其视为几出的禹子谟将其送到奉天新学堂读书。小家伙虽然起先吵吵闹闹不乐意，但读了几天后就喜欢上了那里，还一口一个黄先生（黄炎培）怎么说，由于天资聪颖、基础扎实，直接就读了中学堂二年级，同学都要比他大个两三岁。子女纷纷离家，读书的读书，嫁人的嫁人使得禹子谟兄弟有时不免感觉一丝寂寞，但更多的时候体会到了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充实。
虽然众人极力保持低调，但弓长岭方面的钢铁成就却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在1905年年末日本和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时，虽然奉天交涉司韩国钧极力反对，但仍然不能阻止日本大仓组获得本溪湖一带煤、铁矿山的开办权力，虽然标榜中日合办，但合办只是一个幌子，几乎便等于日本独占。
经过这一事情的刺激，韩国均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他一方面极力劝说沈麒昌、秦时竹等人赴辽阳圈地，“固保国权”，另一方面向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建言，要求迅速将弓长岭矿区划归辽阳实业，“以阻彼（指日本方面）贪烦之求……”徐世昌之所以做出大笔划拨官地的决定，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客观的经济利益，另一面也有包含抵御日本经济侵略的用意。特别是辽阳实业背后拥有的德国背景更是让其心动：面对日本方面对东北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已做出了中德美大联盟对抗英日联盟的决策，唐绍仪访美便是这一举措的关键之行，倘若在东北事实上引进德国的经济势力，则不论将来在政治上有何举措，都可以得到德国的响应。
但是，日本并不是徒劳听任摆布的木偶，这个国家有着地球上最敏锐的情报触角。在自行车一役中吃了老大一个暗亏的花田等人从中汲取了教训——决不能小看辽阳实业的任何举措。虽然日本直到此时仍不知道鞍山铁矿的具体分布情况，但眼光却因为弓长岭的大规模开发而盯上了那里——日本方面最想知道的情报只有两点：第一，弓长岭的储量如何？第二，弓长岭矿石的品位如何？
自关东总督府改组成关东都督府后，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成为不折不扣的关东州（指被日本强占的旅大地区）三巨头之一。按照日方分工，关东州作为推行大陆政策的桥头堡和跳板，由关东都督府负责政治，由满铁负责经济，由关东州驻屯军（即关东军）负责军事，形成三位一体的侵略机构。
腾龙社搜集到的情报亦很清楚地解析了满铁的运作轨迹。满铁在成立后3个月，在奉天省城建立了满铁奉天公所，由时任日本陆军大臣的寺内正毅推荐陆军少佐佐藤安之助担任首届所长。作为满铁在奉天的全权代表机构，奉天公所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