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城守军出投的令人猝不及防，以至于许多人都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
李泰按捺住心中的喜悦，让看起来比较面善的令狐延保率领一支只持短兵的队伍正面去出迎，另以贺若敦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骑兵队伍绕过正面、从侧方去将樊城正面的城门接手过来。
“罪徒刘方贵，才智愚鲁、拙于见识，以至于忤逆上将、负隅顽抗，趋义来迟，恳请使君恕罪！”
被发跣足的刘方贵被引至近前，在距离李泰数丈外便跪拜在地、膝行往前，姿态可谓是谦卑诚恳。
李泰看到这一幕，又不由得联想起之前杜幼安出降的情景，忍不住便暗叹别管这些南朝官员本身是个什么尿性，可这出降的礼数姿态却是摆的周全端正，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我见犹怜。
“刘司马快快请起，前者交战是各有秉持，我与足下却并无私怨。如今足下弃守就我，正当礼待，又岂会加罪。”
李泰解下自己戎甲外的披袍，着员入前为只着单衣出降的刘方贵披在身上，并又笑语说道。
仅仅只是这样一个举动，刘方贵便嚎啕大哭起来，覆面悲声道：“浊质下才，在公不为上司所重，在私不为乡党所亲。今者弃节北投，竟为使君怜恤至斯，愿为使君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李泰被这家伙一惊一乍的嚎叫吓得不轻，又温声安抚几句，然后才又着令这刘方贵遣使几名随其出降的下属配合他所部人马全面接掌樊城城防，然后才将刘方贵引入营中大帐细细盘问其人出降原委。
讲到这个话题，刘方贵又是一脸辛酸，悲悲切切的交代起来。虽然基本的脉络李泰也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无非上司打压、同僚排挤等等，可从当事人口中讲出，则又丰富了许多细节。
在听完刘方贵的讲述后，李泰才发现这家伙之所以献城投降，根子还不在于自己所谓的离间计，而是南梁这个政治体制一早就种下的祸根。
刘方贵乃襄阳本地人，虽然薄具资财势力，但也谈不上有多雄大，较之根深蒂固的几大豪宗更是拍马难及。其人在事州府多年，任劳任怨、循资渐进才侥幸担任了州府上佐职位，这还是因为那些真正的大族子弟晋升门路更多、懒在州郡屈居下僚，才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岳阳王萧詧入镇襄阳，所率领的部曲随从便多达数千人。这些人要权力、要钱财，都需要在襄阳这个盘子中捞取，作为州府老吏的刘方贵自然是首当其冲。
岳阳王每每需要安插什么人进入州府，便希望刘方贵等州府老人安排，但这些位置往往都被那些大族门生部将所占据，刘方贵这样的州吏夹在豪强和宗室之间，自然就成了两头不讨好的受气包。
这几方矛盾已经是挤压已久，否则杜幼安投降后也不会提出那样的方案，矛头直指岳阳王的同时，完全罔顾樊城守军的死活。
可以说凭刘方贵的出身，即便是没有这一场战事，在南梁的政治前程也已经到头了，除非是卷入更大的风波动荡中。
这样的机会不常有，往往是发生在改朝换代这种政权内部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才有那么一两个幸运儿抓住机会乘势而起。比如附从齐高帝萧道成而起的南齐张敬儿，南梁的开国元勋曹景宗等。
换了任何一个人，在其体制内部兢兢业业半生，到最后所获得的待遇却只是两头受气、随时背锅，等到生死危机时刻只怕也不肯慷慨就义。而刘方贵言之可怜，毕竟已经是州府上佐，较之社会地位更低的人处境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李泰也不得不感慨，相对于死气沉沉、活力甚乏的南梁政权，北方两魏的政治生态的确是更具活力。
东魏虽然实力更强，但也承接了更大的历史包袱，西魏虽弱，但改革的空间也更大。尤其是在府兵制的推行下，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并非美梦，步入统治阶级的门槛被打到极低，简直比后世带货主播们狼嚎的优惠力度还要更大。
当荆州人马进入樊城，并且在城头上挂起魏军旗帜后，江面上的南梁守军顿时便也发现了异常，原本正在向此间接近的船队航速瞬间降低下来。
几艘艨艟快艇被从大船船舷外放下，试探着往樊城南侧的水栅冲来，但是他们还没有靠近过来，水栅内的拍竿便已经扬升起来，一旦这些战船靠近便迅猛拍下，只要拍实便是舟毁人亡的下场！
眼见如此，几艘快艇也不敢再靠近，只能原途返回。襄阳城巡江的船队尚可直接返航，但杜氏的水军却尴尬了，他们既不敢过于靠近襄阳停泊，溯游而上同样也非常的不方便，只能暂停于江面上。
很快，樊城投降的消息便传入了襄阳城中，而岳阳王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便火冒三丈：“刘方贵狗贼安敢！他不怕全家人因此丧命？”
眼下并非计较此事的时候，真正要命还是暂停于江面上的杜氏水军，若是不能尽快消除彼此之间的嫌隙芥蒂，可能会令局势进一步的恶化。
于是岳阳王便连忙提笔亲写书信，表示自己绝不相信敌人的离间之计，安抚杜氏兄弟并且希望他们能够协同防守，避免战火进一步波及到襄阳城。
然而杜氏几兄弟也并不是盲听盲从之人，甚至驱逐岳阳王的计划本就在其家族内部讨论过一番，如今被敌人揭露出来，自然难免做贼心虚，不敢轻信岳阳王之言。
不过他们当然也不敢悍然向襄阳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