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1958
辽宁大学的成立，实际上也是在大跃进的气候中诞生的。
1958年5月，**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大会通过了**中央根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会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
我们在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时， “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张，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一穷二白，穷则思变，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成为我们忘我工作、艰苦奋斗的座右铭。
a;a;nbsp；；8月上旬，**视察山东农村时说了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之后，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此后，“人民公社好”成为农村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基本准则。
在发展人民公社的热潮中，我们学校也加入了沈阳市的一个人民公社，大概叫“前进人民公社”。一定是响应**号召，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的一种尝试。宣布之后，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后来，不了了之。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一些人头脑发烧，搞起了供给制，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陈放副校长在一次全校集会上讲了某些地方刚刚建立人民公社的一些情景。他说：有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连洗漱用品都发放给每一个社员。长期居住在很少与外界接触的边远乡下的老年人，得到生产队发给的牙膏、香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是把它们当成了点心。牙膏吃一口，说道，“还行，有点甜味，凉飕飕的，有点辣。”咬一口香皂，吐了一口，“什么玩意！邦邦硬，不是正经味！”陈放副校长说完，会场上笑声一片。
9月，中央在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 “大跃进”，放“卫星”。之后，又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一时间，沈阳的各种文艺团体纷纷上街，和市民一起大唱革命歌曲。辽宁话剧院的李默然、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田华都亮相太原街街头，教唱革命歌曲歌曲。星期天我和孙殿卿上太原街溜达，正赶上田华站在一辆放下车厢板的卡车上，面对围绕在卡车周围的群众，高声教唱《社会主义好》。我和孙殿卿也站在群众之中，看她一句一句的唱社会主义好。我对孙殿卿说，“这个田华还跟‘白毛女’一样，还是那样年轻。”
孙殿卿：“文艺界的人物，会保养。”
我：“听说，她拍了一个《花好月圆》电影，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不让上映？”
孙殿卿：“赵树理的《三里湾》也有问题？”
我：“弄不明白。”
在文艺大跃进中，学校里写诗、搞文艺创作，热火朝天。
体育大跃进开始之时，全校召开了动员大会。副校长唐景阳做了动员报告。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会使用筷子的民族，两根小棍子摆弄得那么灵巧，难道，两根大棍子就摆弄不好啦！”听说，他原来是松江省教育厅厅长，后来调到沈阳师范学院当院长；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他讲话，这句话讲得很有风趣，常常回荡于脑际，始终难以忘怀。
体育大跃进最受我们欢迎。只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我就轻轻松松的拿到一个sān_jí运动员的证书。那个时侯，教室里摆上乒乓球台子，只要打上要求的场数，一次就解决了两个人的问题。同学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无论什么运动项目，只要有人（群众裁判员）看见你做了动作，并达到规定的数量标准（不管质量水平），就可以达到你希望的运动员等级。
发等级运动员证书的时候，要求贴一张一寸照片，没有办法作假，只好到百鸟公园南边的一个小照相馆去照一张。为了表示照片是用于运动员证书，照相时我穿着卫生衣（棉毛衫，也称秋衣、球衣、绒衣——外面光面、里面起绒，保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流行）。照相师傅看了看，觉得我的卫生衣领子过于肥大，他说，“这个同学，你也有点太邋遢（lede，东北方言）了！衣裳领子裂（lie）到哪啦！怎么办呢？”他转了一圈，找来一个夹纸张用的铁夹子，在我的脖子后面把领子折起来，夹紧；这样，从前面看，脖领子可就规矩多了。当然，照片洗出来，谁也不知道我的脖子后面还有一个铁夹子。
当年，华东地区提出，每人平均粮食产量要由400斤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在3年到5年内可能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西北、华北、西南等地区也都相继提出大跃进的奋斗目标，甚至喊出要突破3000斤。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开始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