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唯一一次与一起工作的同志拌嘴。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很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人。至今，我认为那次争吵是那位科长无事生非；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至于那位科长那天究竟要与我谈什么，后来也没有再提起；尽管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数十年。嗣后，并没有因为这次拌嘴而造成我们两个关系恶化。不过，此后在科长的群体中，常常有人开玩笑：扎科长扎鸡血扎得会公鸡打鸣了！
在与我吵架之后不久，扎科长，发生了一件有悖人伦道德的事情。
一天，两个街道干部来到局里，找局领导反映情况。说，扎科长在家里虐待老爹，还把老爹打了；在周围邻居和街道上造成恶劣影响。
此事激起了全局干部的公愤。党支部、党小组多次开会对扎科长开展批评。据燕恩和舒凯开会之后在科里讲，扎科长检查的态度还是可以的。
之后，党支部随同扎科长到他所在街道，当着街道干部和周围邻居，做了检讨，做出保证。同时，在大庭广众之下，给自己的老爹下跪、磕头，谢罪。这个举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黄局长迫害党员的又一条“罪行”。
不幸的是，扎科长的儿子，在若干年之后，步老子的后尘，把他也打了。真的应了詹红琴常说的一句老话，“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
此事已经公开，我想大概不算是**。
如果看过我的《统计师》第二部《十载寒窗》中《毕业论文》一文，你会记得，我在毕业实习的时候，到过鞍山市统计局。当时有一位男同志领我们去鞍钢运输部，他（故意）不去“大白楼”（鞍钢办公楼）开入厂证，结果，我和吕慧晨没有完成到鞍钢了解厂内运输情况的任务。
就是这个男同志，在大归口的时候也从基建科归到进度科。好事、坏事，往往都不是单独出现，常常成双成对。就在科长在街道谢罪之后不久，那个男同志的所在街道也来到局里，状告他在烈士山盗伐树木，在楼下搭建仓房，有碍观瞻。
搭建仓房，倒没有多大麻烦；严重的是城建园林处的管理人员来到统计局，要求处罚破坏树木的“凶手”。
那个男同志是团员，团支部、团小组开会批评是不可避免的了。不过，那个男同志并没有觉得破坏树木有什么大不了的。每次开会都是不以为然，甚至嬉皮笑脸，任你批评，毫无悔过之意。
我对舒凯说：“这个人，脸皮怎么这么厚！”
舒凯：“向来如此。”
不久，局里把他调出统计局，安排到下面一个什么单位。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只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想起他来了。
1962年新年即将来临，不知道局里哪位有话语权的党支部委员，提出为全局干部办好事，决定到营口海边去打渔。
我们科的扎科长自报奋勇，带队，秘书科兆济民为帮办。
兆济民，党员，与张慧馨、文昌霞、韩富贵等人一样，在东北财经学院专修科学习过一年。王德调到省统计局之后，把他从临时工作岗位调回秘书科，毫无疑问，是顶替王德在秘书科（局里）的角色。兆济民善言辞，擅雄辩，发声频率较高，语速稍快，话说多了常常在嘴丫子积累一点白沫。出生温香太子河边，水性极好，据传，他小时候，河水泛滥，曾经一个人在洪水中凫水（游泳）从温香到鞍山。在帮助鞍钢培训大型计算机计算员的时候，与计算员小王处上对象，结为良缘。
参加营口打渔的还有进度科的我和大归口公用局来的老张，工业科的毋笑斌、邴楠等共六、七个人。
秘书科到办公厅车队借来一辆刚刚从修理厂大修后开回来的苏联莫洛托夫汽车厂出品的“嘎斯”卡车。不知道有什么用途（领导没有说有什么用途）、不知道从哪个企业借来一台柴油机。秘书科准备了几把洋镐、铁锹之类的刨冰工具。
1961年12月下旬好像比每年都冷。我们宿舍的几个人，把能够有保暖功能的衣服、鞋帽尽数套到身上，以御严寒。
柴油机用绳索捆绑在车厢的后半截，我们都脸冲后，龟缩在车厢的前半部。只有扎科长和随从的另一个车队司机坐在驾驶楼；其实，驾驶楼也就是风小一点，温度也不比外面高多少。
汽车行驶在哈大公路上，虽然它是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公路，也不是平坦无暇，虽然不能说它是千疮百孔，也是随时都会遇上破损的路面，弄得汽车左右摇摆、上下颠簸。汽车刚刚从修理厂大修完毕，这次出行从车队方面看，实际上是大修后的一次试车。
汽车行驶到南台，熄火了，司机命令我们下车，推！行驶到唐王山，又熄火了，推！没有到大石桥，熄火了，推！……走到老边，最后一次抛锚，汽车总算是在已经黑天近3个小时的19点多钟开进了路灯昏黯的营口市区。
兆济民向路上稀稀拉拉的行人打听到营口市人委招待所。汽车停靠在招待所门前。我们高高兴兴地跳下汽车，急急忙忙钻进招待所前厅，又冷又饿的我们几个人等待扎科长给我们用晚餐。兆济民和招待所值班人员安排我们的住处。房间定下了之后兆济民对招待所值班人员说，“我们还没有吃饭，你们的食堂还能不能用餐？”
值班人员：“不行了。炉灶的火都封了，炊事员也都下班回家了。你们到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