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狂风
1968年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两个月之后的5月上旬，革委会向全市各单位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最新指示，深入持久的开展革命大批判，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指示》，要求“集中目标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全市从党政机关到工厂企业直至街道居民小组统统掀起了揪斗、抄家、游街等等斗倒斗臭的旋风。
午饭前，我从“219”公园游泳湖游泳回来，走到一中大门前。看见十几个解放军年轻战士顺着有轨电车道从西北向东南走过来，到了站前商店折向一中，进了一中大门。这些解放军战士鱼贯而行，上身赤膊露体，左臂高举、手中握着**唱**语录歌曲。每一个人胸前都佩戴一枚**像章；像章的别针直接别到肉皮上，袒露的胸脯凝固着一道道鲜红的血迹。
目睹这种情况，令我茫然。我看看自己的胸前，想象着，如果是我，我会把一枚**像章的别针插入自己的肉皮吗？我做不出或者是不敢做出答案！我想，他们很可能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把毛思想融化到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的具体实践？这就是忠于**的最最无限的情感？这也许就是团队精神的魔力？
回到家，我对她说，“方才我看见一班小战士，光着膀子，把**像章的别针别到胸脯子的肉皮上，鲜血都凝在肚皮上了。”
她：“傻呀！疼不疼！”
我：“高声歌唱**语录歌曲，可能就忘了疼了？”
她：“局里下午要去抓黄局长。”
我：“上哪抓去？”
她：“可能是宁远屯小台子，黄局长老丈人家吧。”
下午，在大联合之后的造反派头头领导下，我们局（几乎）全体同志来到郊区宁远屯公社小台子。进村后，“延纵”的一些人研究抓住黄局长之后采取什么革命行动；“东风团”的人在村子里的街道上闲逛。局里的战斗队联合之后，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延纵”一方；一切“革命行动”都是由他们做主。
我和任大才走着走着，走到了黄局长岳父家门口。任大才站住，说，“这不是黄局长的老丈人家吗？”
我：“没来过，不认识。”
任大才：“是。咱俩进去看看。”
进了屋，黄局长老丈人家没有人。又往里套间走，看见黄局长一个人盖着被，侧卧在炕上。他听到我们进屋的响动，抬起头看了看，“啊！喔！你们来了。”
任大才：“病了？”
黄局长：“没有。困了，眯一觉。”
我：“黄局长，快穿衣服，起来吧，他们来抓你来了。”
“噢…噢…”黄局长看着我们两个，边穿衣服边嘟囔着。
嘈杂的人群已经来到黄局长岳父家窗前。“延纵”的几个骨干队员怒气冲冲、气势汹汹地闯进屋里，把正在穿鞋的黄局长拉到地下，不容分说，把黄局长的两只胳膊背到身后，推推搡搡，弄到屋外。有的人把事先准备好了的用一条麻绳连着的一双破旧的绣花鞋挂到了黄局长的脖子上，当啷在黄局长胸前。这时，“延纵”的侯文彰、邴楠、打字员几个人带头高喊“打倒走资派！”“打倒坏分子！”等口号。同时，黄局长由“延纵”的一群人簇拥着，开始在村子里游街。
任大才、我和“东风团”几个女同志没有跟随游街的人走。径直走向回去的路口，等着他们出村。
第二天，走廊上“延纵”的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没有指名，说，有的人在抓捕黄局长时通风报信，缺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云云。
第三天，早晨上班，上到三楼，我刚刚拐过走廊拐角，看见一个人猫着腰、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从厕所出来。走到跟前，原来是黄局长。我不免吃惊的问道，“黄局长！你，这是怎么啦？”
黄局长没有直腰，侧着脑袋，右手食指和母指捏起不能睁开的上眼皮，扫了我一眼，勉强地环顾一下走廊前后，发出沙哑的声音，“别问了。没事，没事。”
我：“怎么没事！让我看看。”
黄局长脸上、脖子上，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有瘀血；两只眼睛的上眼皮耷拉下来，失去回弹的能力；左耳朵肿的犹如小馒头一般，黑紫颜色；腰，已经直不起来了。
我：“谁打的？”
“不要再问了。”黄局长又勉强侧一侧头，说完，挪蹭着向秘书科走去。
我到了“东风团”（虽然实现了大联合，两个战斗队还是分别集聚在自己的战斗队办公室）屋里，大家正在议论黄局长被打的事情。
“‘延纵’的几个人大概把黄局长折腾了一宿。”
“指定是！我来的时候，我看见那几个人刚刚从秘书科出来。”
“不知道折腾成什么样了？”
我：“在走廊上我看见他了。不成样子啦。腰和耳朵大概得留下残疾。”
颜宪言：“有人说过，报仇的时候到了。57年反右派把他弄得生不如死，这回黄局长他也该尝尝阶级斗争的滋味了。”
下午，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又写了另一张大字报《痛打落水狗！》
先从第二张大字报说起。我在《挖游泳湖的日子》一文中提过，黄局长已经被四清工作队定性犯有严重错误，市委已经做出把他下放到基层工作的决定，同时，上报到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