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委书记是什么官？”
“大概是黑台最大的官。对了，人家不叫官，叫干部。”
“土改工作团的人不是都叫干部吗？”
“干部也有大干部、小干部，区委书记就是我们区上最大的干部。”
区委书记讲完话，开始诉苦。西街的张老懒面对着台子右侧的两个人，大声讲着什么，时不时地举起左手指点着那两个人。那两个人低着头，有时斜着眼睛偷偷地看看台下的人群。
工作团的一个人在诉苦人诉苦时，经常走到台边，领着群众喊口号。老百姓对于喊口号并不熟悉，喊了前半句之后，后半句就含糊不清了。
冯常友手里拿一张纸走上台，到了桌子旁边，低头看着纸上写的字，像念课文似的念了起来。念了几句，就歪过头看一看左侧坐在长板凳上的人，好像在问：这样念行吗？那几个人，毫无表示。冯常友很快就念完了，急着跑下台来。工作团的一个人又跑到台边，领着大家喊口号。
散会后，回家的路上，人们议论纷纷。
“一个街上住着，有什么仇，什么冤啊？”
“工作团的人说啦，有钱人就是穷人的冤家。”
“跟黑台老百姓有仇的早跑没影了，……”
老曹家大小子问冯常友，“怎么没有让你爹上台去诉苦呢？”
“我爹不愿意出头露面。工作团的人就让我去诉苦。”
“你干嘛还拿一张纸念呢？”
“那是工作团的同志给写的。”
（五）
1946年腊月。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太阳落山后，耿发他妈溜达着进了老杨家院里，走到我们家门口，依着门框，问我妈，“吃完了？”
妈妈：“啊，进屋坐一会儿！”
“住后屋可比前屋强多了。”耿发他妈一边往屋里走，一边叨咕着。
妈妈：“是啊。”
耿发他妈坐到炕沿上，看看窗外，放低了声音，“知道不？曲屯长死了！”
“谁说的？好好的，怎么就死了？”
“打死的。”
“谁打的？”
“工作团让基干队打的！”
“曲屯长挺老实的，犯什么罪了？”
“他能犯什么罪！不就是当个小屯长嘛。”
电线杆子下面，人们在议论曲屯长被打死的传闻。
“工作团一来，就把曲屯长给抓进区政府的笆篱子里去了。”
“什么罪呀？”
“当伪屯长呗。”
“当个伪屯长也不至于犯死罪呀。”
“都是基干队那帮愣小子，没深没浅，曲屯长那个身板还能扛他们折腾。”
“听说拿胶皮管子蘸凉水，浑身都打青了。”
“基干队都是些什么人！连王八子都混进去了。要说该打的，我看是王八子。”
“听说曲屯长老婆上区上去闹去了？”
“人死了，闹不闹能怎的。”
“说是区委书记向曲屯长老婆子道歉了，要处罚带头打人的小队长。”
9月，刚刚进行土改的密山县半截河区农民自卫队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旅长、原中央军东安地区保安总队第六大队队长赖明发捕获，经**东安地委批准公审枪决。在行刑前被愤怒的群众用扎枪扎死。
同月，三梭通区翻身群众抓获中央军东安地区保安总队四大队长曹本初（曹大架子）被愤怒的群众用扎枪扎死。
（六）
1947年1月，小寒过后，过小年之前。黑台村“斗争”开始。
基干队民兵二十几个人跟着工作团的干部从村公所出来，急匆匆向东街东头走去。
过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民兵押着两挂大马车向村公所走回来。车上拉着箱子、柜，大包小裹装得满满的。耿发他妈在观看的人群中说，“这是谁家搬家？往那搬呀！”
一个民兵看看耿发他妈，又瞅瞅大伙，说道，“搬什么家！这叫‘斗争’。开分啦！”
从东头传来妇女和孩子的哭叫声。老田家大婶儿说了一声，“我的妈呀！”回到屋里，把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又有两辆车同样装得满满的，向村公所走去。老马家老三问赶车的民兵，“这都是谁家的呀？”
赶车的民兵：“等着吧，谁家也跑不了。”
这一天，东头有六、七户人家的东西被拉到村公所门前的大道上。
村公所门前扯上了电线，挂上几个一百度的大灯泡，夜里民兵看守拉来的东西。
晚饭后，妈妈和父亲小声商量着什么事。
“听说要挨家挨户地把东西都拉到村上去？”
“看样子，大概有那个意思。”
“那可咋办？”
“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点儿吧。”
“有啥值钱的！”
父亲把一个一米多高、镀锌板外表面喷的绿漆、平时装粮食的铁桶放到炕沿边。妈妈把俄罗斯毛毯、缎子被、锡器等摆到铁桶旁边，父亲忙着把东西往铁桶中塞。
妈妈：“先别忙着往里装啊！装满了还能搬动了吗。”
父亲：“是啊。还是先挖坑吧。”
父亲在外屋北墙根儿、老杨家原来的萝卜窖旧址开挖；这个地方土质疏松，大概用了两个多小时，在地上挖出了一个大坑；地中间堆满了黑土。
父亲把铁桶放到坑里，又把要埋藏的东西一件一件地塞到桶里。最后用一块日本军给战马披的防化学武器的胶皮斗篷包在桶口。大坑填满土以后，姐姐和我上去踩了又踩；又撒上一层小灰，尽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