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以来的连续胜利，令装甲部队官兵普遍骄傲自满、不可一世，不但对当面的俄军极度蔑视，对配属的友军其他兵种部队也常常轻视有加。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纵深突击的机动性，并减轻后勤补给的压力，装甲兵团长期以来都是以“飞霆”、“飞狼“轻战车和“捷狐”、“猎犬”等超轻型机枪战车作为主力装备。这些战车虽然机动性能较好，补给消耗量较小，但装甲与火力都十分有限，在俄军不断发展的反战车能力之前显得越来越脆弱。
此外，能够紧密伴随战车突击的机动步兵与机动炮兵的不足，也限制了战车部队的纵深突击威力。
每个下辖两个战车营的装甲旅都另辖一个机动步兵营，所辖的机动炮兵营装备有21门火炮和迫击炮，这部分支援力量相对于全旅近百部战车而言本来就显得有些单薄，而在战争初期先进技术装备优先补充西伯利亚战区部队的前提下，中亚战区各装甲旅的装备水平其实还参差不齐。
例如，到1916年春季攻势发起前，中亚方面军有超过半数的装甲旅为机动炮兵营的牵引火炮配备了半履带或全履带牵引车，而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装甲旅将机动炮兵营中的1个牵引火炮连换装为自行火炮连，也只有三分之一的装甲旅为所属的机动步兵配备了半履带装甲运兵车。
这样一来，能够伴随战车部队进行长距离越野突击的机动步兵和机动炮兵部队，实力就相当有限了——实践已经证明，搭乘普通卡车或马车的步兵和炮兵部队，无法在远离道路的野外伴随战车突击。
为了尽可能加强突击集群的实力，指挥官有时不得不将配属步兵搭载在战车上，并由战车来牵引火炮，但作为主力装备的轻型和超轻型战车上并没有太多空间可以用来搭乘步兵，而牵引火炮这种额外的任务也会严重影响战车的机动性。
作为补救，骑兵部队被成建制地配属给突击集群。有时甚至会为一个战车营配属一整个骑兵旅，但实战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战场上的骑兵目标过于明显，极易遭到敌方火力杀伤；骑兵无论行动与否都需要不停补给饲料，在就地征集饲料困难的地区反而会给补给带来沉重负担；下马作战的骑兵远不如步兵有效……
事实上。即便是得到装备优先补充权的北方军，也饱受支援力量不足的困扰，在陆凯平看来，原有的装甲部队编制和装备体系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战场的实际需求。
经过认真思考，不顾自身背负的包袱。陆凯平向梁天河呈上一封万言书，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改革帝国装甲兵的想法，梁天河大为赞赏的同时，答应将此书专呈大本营。然而事隔两月，征途漫漫，除了部队中半履带装甲运兵车和半履带、全履带牵引车的数量有所增加，陆凯平暂时还没能看到自己所担忧的状况有根本改变的迹象。
朱萨雷之役后，华军变得小心谨慎，俄军则且战且退，到5月底。战线已向奥伦堡方面推进了上千公里，此时华军的补给线开始吃紧，而得到增援的俄军则以奥伦堡为中心，沿乌拉尔河构筑了新防线。
突破这条防线，进而攻占伏尔加河畔的水陆交通枢纽——萨马拉，继而向伏尔加河下游的水运中心——察里津（即另一时空二战历史上著名的斯大林格勒，苏联解体后改称伏尔加格勒）进军，在切断俄军高加索方面军后路的同时，彻底截断顿河-伏尔加河水运体系，令乌克兰和高加索的资源无法通过这条高效而廉价的通道输往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业地带。
——以上便是中亚方面军在1916年下半年战局中的战略目标。
“我看。朱萨雷战役最大的教训，就是有些指挥官欠缺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被眼前突然出现的损失给吓坏了。关键时刻信心动摇，止步不前。结果错过了时机，拖延了计划，搞砸了全局。”
面对众将的泄气表现，梁天河倒是毫不客气，矛头直指他平素关爱有加的陆凯平。
“自己都不能相信，那还能相信什么？我们的情况。跟北方军相比不知好到哪里去了，还不知足？”
“就算是深陷泥潭、困难重重，七天之后，为了不让乌拉尔山防线上的敌军有机会南下增援奥伦堡之敌，北方军还是要强行发动全线进攻。”
“友军正准备以他们的牺牲，为我们争取胜利的机会！我们却在这里犹犹豫豫，扭扭捏捏，这还算是男人，还算是帝国军人吗？”
司令长官的训斥令众将不由惭愧低头——只有一人除外，只见他身着罕见而显眼的的三色迷彩制服，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军衔却已是少将，高大精瘦，长着一张宽阔的大脸，眼中难掩一股桀骜超然之气。
他的名字叫梁根生，前陆军航空兵第九特务联队联队长，曾亲自率部先后在瓦胡岛战役、马来亚战役、伊尔库茨克战役中实施敌后夺桥行动，为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军中号称“夺桥英雄”，现任大本营直属特战司令部司令官，掌控陆海军所有的特战单位。
身为穿越集团的一员，又是当今女皇陛下心腹“六人组”之一，梁根生的确不必在同为穿越集团成员、却背负着刘百良一党‘八月事件’包袱的梁天河面前心生敬畏，何况这一次，梁天河还有求于他。
自动忽视了梁根生的傲然姿态，梁天河一把夺过严沧龙手中的马鞭，气势十足地左右指点起来。
“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