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珑整理了思绪，知道了李恪在大唐王朝就只是一个皇子而已。
当静下心来，想想太宗是如何宠爱他的三个嫡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太宗的一句“类己”以及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二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唐会要》）
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北宋年间。
蜀地自古堪称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太宗给李恪写这封的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再联系贞观十一年的时候。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而被太宗责罚，这封信的用意就很明显了——可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思念之情的，而是李恪犯了错太宗写信来告诫他的。
玲珑想起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因为肉麻所以让玲珑记得特别的久。
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大意是：
两次收到宫里来的信，却不见稚奴（李治小名）你的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不久前忽然收到你的信。说太子妃生病了，我的担心忧虑才顿时解除了，就好像死而复生的感觉。从现在起，如果你的头风病发作，要立刻写信告诉爸爸。如果有什么小病小痛。也要一一写信告诉我。刚刚得到辽东那边来的消息，抄录一份给你。爸爸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爸爸，书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
贞观十七年，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后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于是便想到了换储的可能。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一来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为年长的（二皇子李宽早夭），二来贞观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显不成器的李愔、李恽等人，品行也要好得多。相比之下，贞观十六年才开始上朝参与政务的李治自然不够老练成熟。
“贞观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唐会要.公主杂录》）
但是很显然，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所想到的。因为如果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要知道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衔，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这些大臣此时仍然健在，太宗也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坐看长孙无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太宗如果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怎么可能只被长孙无忌这么一劝，便立刻就此作罢？而且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太宗本人。
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嫡子们：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