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张子剑想到金泳三持政时期也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中，虽然他加大腐败，可实际上是在延续腐败的横行。用咱们的话来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官商继续勾结，银行的被企业夹持着。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及时归还借款，出现财政危机，那么这家银行彻底被倒霉了，银行不是大爷是孙子，要是过分的收债，那么政府会出面干预。同时企业四处行贿，继续导致韩国的腐败。
如同在西方国家处理企业的财政危机时，往往通过法庭监管企业资产运行，让债权银行或其他机构延缓债期，或者削减利息，给企业一个喘息机会。实在还不起债，大了不起就是让企业破产罢了。通过清算破产企业可以重新安排企业尚存的固定资产和其他生产要素，有利于改善整体社会效益。虽然企业破产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是亏损企业的破产不仅可以制止银行呆账、坏账的产生和扩大，还可以给其他企业一个警告信号。可是，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却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掩盖了起来。
新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必然会剥夺金融部门相对于企业的独立性。银行在政府的指导和控制之下，不得不执行政府指导下的信用配给。如果银行知道那些财阀要求的贷款项目是政府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财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破产的威胁，那么，银行为什么要去审查贷款和监督借款企业的管理呢？
韩国财阀的低盈利性是导致金融机构中大量坏帐的根本原因。在考虑了资金的机会成本后，从2年到年，韩国股票交易所内的570家非金融企业中，只有27％的企业获得了净利润。许多大企业越亏越多，已经不可能通过正常生产的利润来还债。他们急于翻身，为了扭转困境，往往大量投资于那些收益高但风险也大的项目。银行明明知道财阀投资项目的风险很大，但是，如果不支持这些项目，企业就永远不可能归还贷款。银行就只好被大企业牵着鼻子走。为了达成产业目标，政府采用各种方法来保持过度借款和过度投资的趋势。在政府不断干预之下，韩国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和股票收益率都很低，并且呈持续下降趋势。所以说金泳三大叔只是表面上的喊喊口号，用整体的公务员来掩盖一些见不得人的数据。老百姓哪能知道那些大企业的财政数据，就连股市上的资产报表都是做假。
但韩国大企业热中于高风险投资，赚了钱归自己，亏了钱就再从银行借。银行也如法炮制，有的韩国商业银行甚至用借来的短期美元外债投资于东欧和俄国债券，进行高风险套利。在3年到年期间，韩国商业银行的外债总额每年增长12％，而外汇资产只增加7％。银行系统内的窟窿越来越大。
韩国政府为了实现产业政策，往往直接规定某些企业生产的特定目标和资金筹措计划。只要企业能够达到政府规定的出口目标就可以取得政策性融资、出口补贴、减免税赋。既然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有可能转变为金钱，必然鼓励企业与政府高级官员挂钩，政商勾结，用各种方式寻租，贪污腐败案件层出不穷。上至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前总统金泳三之子金贤哲以及许多政府高官显贵都因为贪污被送上法庭。韩国人普遍相信，被揭露出来的贪污案件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在7年1月韩宝集团因无法偿还高达58亿美元的债务而宣告破产。韩宝贿赂案牵连了许多政府重要官员和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因之而被捕的有2名银行行长，4名国会议员和许多政府官员。韩宝的破产揭开了某些大企业迅速发展的奥秘，戳穿了大企业无往不胜的神话。在韩宝之后，一个又一个大企业应声落马，使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
到了金融危机时排名第26的三美集团破产，拖欠债务22亿美元。随后，纺织业巨头，排名第36位的大农集团因欠债美元破产。排名第19位的真露集团也宣告无力偿还36亿美元债务而破产。在金融风暴袭击亚洲之后，韩国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投资亏损惨重，加剧了韩国金融周转困境，外债负担成倍增破产风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终于把排名第8的大企业起亚也拖下了马。“宇成”，“建荣”，“韩太”，“韩国新核心”，“纽科”等大企业也都因为过度投资，债台高筑，陷入困境先后宣告破产。同年排名第11位的造船、机械制造巨头“汉拿”集团资不抵债宣布破产。
当大企业破产时，那些初贷款给他们的银行出现巨额呆账。“韩国第一银行”，“发展银行”，“朝兴银行”的呆账特别严重，运行困难。当97年第三季度韩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亿韩元，到12月上升为兆韩元。韩国企业界和金融界一片混乱。金融系统的混乱又牵连到许多中小企业。许多生产正常的企业也因为缺少流动资金而被迫停产，陷入困境。
当决策层出问题的时候咨询系统也跟着出了问题。韩国并不缺少经济学家，他们的悲剧在于明知道危机即将到来却无法及时修正产业政策。在此期间，政府企图挽救大企业，短期债务和变为呆账的贷款越来越多，韩国金融机构的国际信用大跌。外国银行不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