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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热闹者终归属于外行，了解内情之人可不会因为测试系统崩溃了，就认为演示搞砸了；恰恰相反，其揭示了“千年虫”的真实存在和可能危害。
瞧着真正的目标群体，无不脸色凝重，主导这一切的首富先生，难免暗爽。
香江的银行多如过江之鲫，虽然在1980年代银行危机当中淘汰了一批，但大多属于运营不规范的华资银行，算是自寻死路地秋后算账，而环境宽松的香江，做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没改变——全球各个主要银行，几乎都在香江设有分支机构。
这就眼前这个活生生的实验成果，传递给全球所有银行的总部——你们需要升级现有计算机系统，来防范“千年虫”的危害了。
不得不说，为了制造这个it商机，唐焕不是一般地煞费苦心。
要知道，想找一个像香江这样有国际地位的金融中心，来做演示平台并不容易；而让恒生银行和新鸿基银行这样运转公认优秀的机构，冒着影响声誉的风险，联合当试验品，也没有那么简单——但不找如此有份量的例子，又怎么会有说服力？
各家银行代表的反应，证明了本次演示取得了理想的震撼效果。
所谓的“千年虫”，源于计算机处理数据的固有方式——自然界的数字是连续而无限的，而计算机空间只能离散而有限地表示。
比如，用1个字节即8比特，表示正整数，那只能描述出0到255总共256个数字。
这个现象的实质就是，在编制软件程序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bug往往出现在处理极限数据的时候，诸如数据溢出等等。
在此类情况下，用1个字节表示的正整数255，再往上加1的话，计算机如果不主动报错，那返回的结果往往是0——因为真正的二进制数字串里进位到最高位的那个“1”，计算机无法表示，直接截断，剩下后面8位的“0”。
这只是一个最抽象、最基础的原理，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大型机开始兴盛的1950到1960年代，不论内存还是硬盘，存储设备非常昂贵；能够接受的廉价解决方案，也就是穿孔卡片和磁带。
举一个普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例子，1977年推向市场的家庭电视游戏机——雅达利2600，内存仅为128个字节。
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机表示年月日，通常只有6位，形如1970年1月1日为“700101”，年份的前两位“19”被省略掉了。
再举一个更广为熟知的例子，那就是原本时空里中国的一代居民身份证——相比于后来的二代居民身份证的18位编码，少了3位，其中2位就是省去了4位年份数字的头两位。
基于那个数字溢出原理，这种计算机表示时间方法，到了2000年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1900年。
由此产生的危害有多严重？
就银行领域而言，不好意思，你要倒闭了，储户利息凭空增加几十年；就税务领域而言，对不起，你破产了，欠国家100年的税；就电信领域而言，你要是敢在1999年12月31日23点59分打两分钟跨世纪的电话，那么恭喜你，电信公司给你的账单，很可能就是一辈子打电话的账单——“100年减去2分钟”。
诸如此类的情况，还只是计算机自动执行程序造成的可预料危害，而由于像采用不严格数学算法计算闰年等等的程序员人为失误，会让具体情况更加变幻莫测。
另外，软件系统当中，还有一个习惯，即把“99”之类的极限数字，用于表示档案“删除”、“废弃”等特殊含义。
所以，一旦2000年临近，问题不仅限于莫名其妙地计算错误，还可能伴随着稀里糊涂的数据丢失。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a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之父——鲍勃·贝莫，便第一次提出了“千年虫”的问题，并希望ibm这样的大企业、iso之类的国际组织，以及政~府，来关注其危害，但反响寥寥。
毕竟，当时距离2000年还比较遥远，而存储器的成本，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
现在，“千年虫”问题再被正式提出，境遇和之前显然大为不同。
首先，首富先生的影响力不是鲍勃·贝莫这位工程师能比的；其次，今年距离2000年，不能再说“遥远”了；最后，不论半导体存储器还是机电式硬盘，单位成本都在急剧下降，足以容纳那些看起来冗余的数据了。
唐焕把全球各家银行的代表聚到一起，观看一个活灵活现的例子，其结果就是，大家都吓坏了，纷纷表示，要向总部汇报“千年虫”问题给自己带来的冲击。
由于“千年虫”是一个晦涩难懂的问题，利益相关方从危害的角度认识它、重视它，但媒体在报道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专业了，怎么博眼球怎么说。
其结果就是，恒生银行和新鸿基银行的不少储户，开始人心惶惶。进而跑来取钱。
这个情景，让那些不爽唐焕的人幸灾乐祸不已——让你显摆，玩脱了吧，恒生银行和新鸿基银行好不容易养成的名誉，眼瞅着毁于一旦，没准会迎来恐慌性的挤兑浪潮。
早有准备的首富先生，肯定不会让居心叵测者如愿，当即与恒生银行、新鸿基银行发出联合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