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高中生就是显得那么不成熟，惹人厌烦。( 难以与那些在讲演会和群众集会上遇到的大学生建立不同一般的关系，特别是由于她继父严格管教和宵禁（晚上不能出门），那简直太困难了。
尽管她心里不愿意承认，可是约翰?斯铎顿是对的，至少他说的：年轻小伙子，几乎没有例外，都把追求性放纵作为一种时尚，是绝对正确的。同时，他们的感情比她所期待的更为脆弱和容易变化。或许因为放纵而脆弱，或许由于脆弱而放纵。
虽然她决定离开这个家，可是她并不是非要进大学不可。如果她去到其它地方，斯铎顿或许拿不出那么多费用供给她，她母亲温顺委婉的规劝并不起任何作用。可是她在标准化大学入学考试中居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优异成绩，她惊喜地发现，老师们通知她说，很多相当知名的大学愿意给她提供奖学金。
这就面临若干个多选项的问题让她去猜测，考虑怎么样才能撞个正着。如果你对情况几乎不了解，只能把绝大多数舍弃，就剩下两个多少了解点情况的加以考虑，然后你面临十个是非问题的选择，她心想，让十个答案都正确，只有大约千分之一的机会（1／210）。对于二十个是非问题的选择，完全答对的可能性就成为大约百万分之一（1／220）。
这就有点像一百万个儿童参加这场测试，只取一个。不知谁能获得这个好运，不过总有那么一个人。
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够远的了，足以躲开约翰?斯铎顿的影响，可是也算够近的了，假期回家很方便，能够看望母亲——她母亲把这样的安排视为一种艰难的妥协，一方面是远离家乡的女儿。另一方面是日益烦躁易怒的丈夫。
爱丽最终选择了哈佛大学，而没有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内心有那些潜在的动因，连她自己一时都感到奇怪。
在入校的适应时期。这个面貌端庄、头发乌黑、中等身材的年轻女人，经常嘴唇略略撇向一侧微笑，急不可耐地渴望学习一切知识。
她的核心兴趣是数学、物理和工程，她开始扩大受教育面，尽量选修远离核心兴趣的课程。
可是她的核心兴趣遇到一个问题：她发现很难与班上占优势的男同学讨论物理学问题，更不用说相互争论了。
起初，他们时不时地还听听她在说什么，或许会出现短暂的默默不语，随后，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好像她什么也没有说过。偶尔地，他们也会认同她的说法，甚至于夸奖两句，随之，又继续他们原来坚定不移的航向。
她理智地确信自己说的并非完全是毫无内容的废话。决不希望别人对之冷淡和忽略，更不用说莫名其妙地一会儿冷漠忽视、一会儿开恩重视了。
其中的部分原因——仅仅是一部分——她很清楚，分明是由于她说话时声音柔和绵软。所以她锻炼出一种响亮的话音，一种职业性的说话声音：清晰明确、充满自信、胜券在握，声调还要比普通的谈话高几个分贝。
如何恰当地运用这样的语音技巧是很重要的。她不得不挑选某些关键时刻。
运用这样的声音很难持续太长时间，因为有时会“笑场”，有情不自禁放声大笑的危险。
后来她发现自己学会了一种快速、有时尖锐激烈、突然插话的习惯。通常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接着运用平常的谈话语调，这样就能够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她发现每当她进入一个新的小组时，都得重新战斗，才能在他们的讨论中露一手。这帮男生紧紧地摽在一起不搭理她，即使有问题，也不跟她讨论。
有时候做一个试验课题或者参加专题讨论班。指导教师会说，“先生们，开始吧。”一眼看到爱丽皱着眉头，赶紧加上一句，“对不起。阿洛维小姐，我把你也当男生看待了。”
他们能表示出的最高赞扬，就是在他们内心并没有把爱丽当成一个完全彻底明确无误的女性。
她不得不尽量克制，不要让自己发展成一种过于争胜好斗的性格，甚至完全变成一个厌恶世人者。她突然给自己来了一个急刹车。
“厌恶世人者”不光是不喜欢男人，什么人都不喜欢。当然了，对于嫉恨女人的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厌女癖”。但是编纂字典的那些人，对于那些不喜欢男人的人，他们好像忽略了，没有专门为那些人编造一个名词。爱丽想到，他们几乎都是男人，他们不可能设想会有这样一种社会状况，需要使用这样一个专门术语。
比起其它很多方面，更为突出的，是她一直受到家长严厉苛刻的制约和管束。在这里发现了很多过去没有的自由：理智的思考、社会的交往、性别的意识，令她兴奋、舒畅和高兴。
一段时间，很多她的同龄人倾向于衣着随便，极力缩小男女之间的差别，她追求服饰简单精致，化妆平易淡雅，以适应她有限的收支预算。
她想，这里有更为有效的途径可以表达政治见解。她结交了几个亲近的朋友，但也难免树敌，不知为什么得罪了这些人，其中有的或许看不上她的服饰，或者不同意她的政治观点和对宗教的看法，或者因为不喜欢她扞卫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时所表现出的强劲气势和魄力。她在科学方面的游刃有余和胜任愉快，反而被那些在其它方面能力突出的女青年们视为一种非议的依据。还有几个人把她看成好像是数学家所说的存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