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蜀的义军在宋军的高压之下，逐渐地转入了弱势，宋将杨琼自夔州进军，攻陷义军占据的蜀州和邓州。永康军、永昌、导江、双流、温江、郸县等地的义军也相继遭到镇压。大蜀中书令吴蕴在七月间领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带继续战斗。十一月，宋军来攻，吴蕴战败牺牲。张余军在嘉州，成为无援的孤军了。十二月，宋军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背叛农民军降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二月，张余被俘后壮烈牺牲。自成都失陷李顺牺牲后，大蜀农民军在张余、吴蕴等领导下，转战东西两川，坚持斗争十个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后，才遭到镇压而失败。义军号称大蜀雄军，在作战中表现的顽强精神，确是极为雄壮而英勇！不愧“大蜀雄军”的称号！
张余牺牲后，农民军仍有一支队伍隐蔽在山谷间，坚持抵抗。五月，义军在王鸬鹚领导下再次起义，他们攻打蜀、邛二州，王鸬鹚占领邛州后，自称“邛南王”，不久王鸬鹚战死。王鸬鹚部虽然没有再能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他却代表了农民群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坚强意志，很值得赞颂的，很值得肯定！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义军，从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青城起义到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张余嘉州被俘殉难。前后持续了2年多，他们的队伍达到几十万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遭到重大打击，几乎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对北宋朝廷也产生很大的震动！他们的起义虽然时间不长，范围不广，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更为明显的标志。
这次起义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推动了历史的进步，经过这次疾风骤雨的冲击，四川地区世族地主遭到重大打击，他们有的被杀死，有的被俘虏，有的成为义军的阶下囚，起义军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地窖”皆被铲平！“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是进步，历史地进步！
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旁户，在起义中大都挣脱了人身隶属关系的锁链，获得了人身自由，起义被镇压后。他们成为一般佃户或“浮客”。与过去相比，他们虽依然遭受地主的压榨，但是人身依附关系和以前相比松弛多了，他们社会地位地比以前也提高了许多，这样－来他们就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来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农经济。自耕农的数量相应地增加起来了。特别是一部分旁户和城镇贫民，在起义军“均贫富”的过程中，分得一些财物，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这些对促进川峡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佷大地积极作用的。这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次起义完成了黄巢起义军在四川没有完成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黄巢大起义的继续与发展！
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口号，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在唐以前的农民中，平均主义思想已初露端倪，历如赤眉军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的口号，黄巾起义要求建立“黄天太平”的理想社会，张鲁政权对“太平”的理想进行的一些初步实践，这些都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战争中的反映，但还不明显，处于朦胧状态。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自称“天外平均大将军”。
黄巢自号“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平均”，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次较明显的表现。这次起义则首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是农民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次更加鲜明地体现。这个口号虽然表述得很简单，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均贫富”的口号如此鲜明地被写上农民战争的旗帜，把农民的斗争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反对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大飞跃，表明农民不仅仅要求维持生存，而且明确要求平均财产，是物质财产上的平均，这是反对封建剥削，反对封建压迫的又－个很大的历史进步！
这一纲领口号的提出，固然凝结着以往农民革命的经验，但是也表现出王小波个人的卓识见识，但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宋代的经济条件之中，他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如前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大地主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豪強地主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租佃制度但到普遍推行，地主阶级主要采取出租土地、征收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随着地主土地封建剥削和租佃关系的发展，土地兼并在宋初时得到剧烈展开，封建剥削日益深重，社会财产不均与贫富悬殊的现象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明显、更加表面化！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从不明显发展到明显。“均贫富”的口号，就是宋代经济关系在农民起义中的反映。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第－次明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