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是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很宽泛的考古文化研究的那种。最初的启动资金让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我的储蓄再养活我一段时间是没问题的，可是进行有规模的考古研究，这点钱就不够看了。
我先向父母求助，他们回南方老家做玩具出口生意，有一个玩具工厂。我大学期间就很少跟他们见面了，最主要的是我大学期间有考古项目，有补贴，生活费和零花钱从不跟他们要。除了每年过年必须回去看看他们，就只有工作间隙或途经老家时去看看他们。做生意的人真的很少顾家，他们也很少给我打电话，直到我这次出事，他们才跑来看了看我。见我四肢齐全，身体壮得像小牛犊子，不但没担心，还很高兴的说：那份工不打了也好，过来帮我们，这些迟早是你的，你能早接手我俩也轻松些。
可是当我向父母提出成立考古工作室的想法时，二老当场回绝，坚决反对我再涉足考古。这条路一断，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从来没有想到钱会这样难倒我。
不过我在考古界混了些日子，有点知名度。我决定依靠关系寻找资金支持。
我采取的是大面积撒网的方式。把我成立的工作室资料和工作室的研究方向装订成册，里面再加上个人介绍（这个要狠吹）。向我认识的和别人介绍的有可能资助的资金方投寄过去。然后我就等各方回馈消息。
也许是我真的很有名气，很快就收到一个资金方的回信，还是来自国外的资金方，一个美国的民间亚洲文化研究机构。我在岷江流域的一次考古活动中，跟他们合作过，我是那支考古队的队长，虽然我的英文很烂，交流不很流畅，可是我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信中答复，可以给我的工作室提供一定的资金，但是对资金的流向和使用细节有批复权。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出了考古成果，他们有权利得到资料和在考古报告上的署名权，并有权派遣人员监察资金使用情况。我当时被钱给逼疯了，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来看看这个答复有点草率，我至少应该在细节上给他们一些限制，我这边才会有更大的自主权。
第二封有投资意向的回信还是来自国外，总部设在瑞典的一个欧洲文化机构，这个是朋友介绍的。他们对资金使用，考古成果的要求更高。我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心态就好了很多，跟他们进行了比较长时间谈判，对资金使用争取了最大的主动权。美方资金使用要先有对方批复才行，欧洲的资金可以在使用的同时把报告递过去，就相当于先斩后奏，时间性和自由性上差距太大了。至于考古成果，我想谁也拿不走，因为进入实质阶段，一定要国内官方机构插手，这绝不是一个工作室能够进行下去的。
不过欧洲的这笔资金，从数额上来说是远不如美方资金的。这也许是他们做出妥协的原因吧。
第三笔资金来自国内的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地产大亨，算是我的一个旧识。我和他是在梅里雪山遇上的，当时我带了一个考察组做考古地质调查，我们的营地已经在雪线以上了。他和几个登山爱好者路过我们的营地，以为我们是一支登山队，就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才知道我们是搞考古的。不过这不影响我们交流，对梅里雪山的地质结构，我甚至比他的向导还要熟悉，可以给他一些有益的建议。他那标志性略带沧桑的脸，我当然一眼就认了出来，他也没有隐瞒身份，我俩的合影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相册中。
这笔资金不是最多的，却是自由度最高的，他让我的工作室度过了最初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工作室在这几年做了几件事，规模比较大的是参与了一个对罗布泊某个河谷的考古开挖，另一个是对一号掩体所在的那片雅丹地貌群的完整探索。
那次探索雅丹地貌群，花光了我所有的资金，不但当年的资助告罄，还申请了一笔额外资金，才把这件事勉强完成。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就在工作室的沙盘上，恢复那片雅丹地貌群的全貌。只有我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萧国林如果看到的话，会理解我的想法。
这几年的工作，从经济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收获，甚至连像样的考古报告都没有。可是三方资金很默契的没有撤出，都保持了足够的耐心。
我的思绪飘散了一会儿，又回到信上。信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忘了你的承诺！
怎么能忘记呢？我默默地说。可是我的心是冷的，不是因为这句承诺，而是源于这句承诺的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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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那个裂缝下去了。就像我说的，在攀爬裂缝的时候，手臂的伤严重制约了刘班长的行动。不要说背着一支枪，他把所有的负重都给了我，在陡峭的裂缝中也寸步难行。
其他人跟着赵排长在前面下去了，必须要跟着照明，萧国林和曹明哲的体力不允许他们在峭壁上等待。我把笔式电筒咬在嘴里，一只手攀住头顶的岩石，一只手抓着刘班长的武装带。刘班长吊在胸前的左臂是废的，根本用不上力，甚至就动不了，他是完全靠右手和我的帮助挪下来到这里的。不能换手成了他的致命伤。
我看着他苍白的脸，含混的说了句“抓紧了。”松开抓着他武装带的手，从怀里摸出一支吗啡又说：“坚持不住就来一支。”
你可以想象，我嘴里咬着个手电，说话的声音又多么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