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徽倒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他只是从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对于世家而言，尤其是虞、魏、陆、顾这样以诗书传家的世家来说，对拥兵自重趁乱而起的军事豪强，天然就存在抵触和敌意。
和世居江东的世家不同，这些江右豪强有些本身并不是江东人，比如程普程德谋，本是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东）人，早年在州郡担任官吏，后来跟随孙坚四处征战，孙坚死后又在淮南跟随孙策，直到在虎林战败自刎而死。这些豪强凭借宗族势力的强弱和部曲私兵的多寡，在孙氏集团中分享相应的权利，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在其死后自然也就由其子弟继承其父兄所统帅的旧兵。
旁的不说，孙策和孙权就是极为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世袭领兵制，其结果就导致将领必须解决军队的粮草后勤乃至军械军费的供给问题。换句话说，谁的兵谁养活！
可是诸将领兵四处征战，总不能一直依靠掠夺敌方来养活自己的部队吧？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实行了奉邑制。所谓奉邑制，就是将领可以在其封邑之地征收赋税，充其俸禄用以军资。比如周泰在孙权接掌江东之后便被任命为春谷长，虽然随着江东战事而调往江北，但春谷及宜春的征赋却是属于他的。当然现在春谷已落入荆州军之手，周泰便断了收入。
再如孙权初掌江东之时，曾下令合并一些军队，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些将领负担不了养兵的费用，合并到一起之后不至于使士卒因无粮草而逃亡。为此一个叫吕蒙的小校尉还四处暗中赊贷，以改善部曲装备，就是为了保全其统兵之权。不过孙权此举还有另一层目的，那便是试图收拢集中军权，因此遭到了一些人的激烈反对，才会有后来这些人背叛孙权投奔李术之事。
现在比李术更强势的刘琮率领大军攻入江东，除非已经彻底和孙权捆绑在一起的徐琨及孙氏宗亲，其他人怎么能不为自己和家族考虑后路呢？说到底在这一点上，军事豪强和世家们也并无不同。
而且有时候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世家子弟出任将领者有之，豪强子弟为文官者，也不乏其人。只是出身不同，在人们的眼中仍然是以世家和豪强来看待的。
然而荆州军军权极为统一集中，这是因为刘琮与孙权不同，刘琮自一开始固然也是收拢部曲以为私兵，但因为他的身份和自己的努力，而争取到南阳太守一职后，便走上了与孙氏父子不同的道路。当时上有刘表为其遮风避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刘琮的发展，但也使得刘琮可以专心致力于组建忠诚于他的军队。
特别是与曹操的南阳之战，让刘琮在声名鹊起的同时，拥有了一支精锐之师，而他在随后的数次战事之中，又不断的扩大了这支军队的规模。直到刘琮最终成为荆州牧，所有的荆州军队都置于镇南将军府之下。
荆州军的调度、补给都来自于镇南将军府，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能允许部曲私兵大量充斥？
当然这个定然会让江东诸将头疼的问题，顾徽是没有心思多加考虑的。他现在要做的便是将刘琮的态度和底线传回去，至于各世家如何打算，会有怎样的反应，顾徽也不敢说自己现在便能揣摩出来。
目视顾徽离去之后，刘琮便回到中军大帐，请来贾诩等人，商议如何应对陈登南下之事。这件事虽然在他们的意料之中，但现在形势发展太快，以至于刘琮前些日子写给陈登的密信，只怕还未曾送到他手中。
那封信中刘琮先是分析了一番当今天下大势，指出“曹贼不可附，割据不可守”，表明了自己“讨伐汉贼，匡扶汉室”的决心，并劝说陈登“察天地之气机，顺时而动，内修文治，外交强援，以待时变”。
至于待什么时变，以陈登的心思，自然不难理解。只是这封信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刘琮并不报太大希望。对于陈登来说，现在趁孙权无力抵抗之机，吞并吴会才是实打实的，这之后能否在江东站稳脚跟，是否会因此得罪刘琮，甚至引起双方的战争，都还要看未来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之战的结果、刘琮扫除孙权残余势力后的情况而定。
因为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个变数，所以刘琮也好，贾诩等人也好，都没有太过着急。
“陈登此举定然会引起江东世家的极大反抗。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只怕这些世家是无力阻止其南下的。”刘琮转过头对贾诩问道：“以先生看来，我军此时当如何应对？”
贾诩目光一凝，沉吟道：“陈元龙欲趁乱而入，将军便要提前结束这江东乱局，使其无乱可用，迫其知难而退。”
“提前结束？只怕并不容易啊。”刘琮又何尝不想早日平定江东呢，其实到目前为止，战事进行的比之前预期的要顺利的多。然而孙权毕竟还保存了一定的实力，如果稳扎稳打的话，只要再有数月，便可彻底将其势力消灭。至于扫荡余孽，清理残余哪怕耗费上一年半载也没关系。
其实对于刘琮来说，并不害怕和陈登争夺江东，以目前荆州军的实力来说，别说三万广陵兵，即便是十万他也有信心将其消灭。但上兵伐谋，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尤其是占据江东之后还要尽快将其转化为战争实力，而不是派个大将在此镇守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尽快平定江东，继而保持稳定，不使江东因战争而千疮百孔才是目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