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来，自从大明王朝紫禁城中的那位皇帝陛下登基以来，所有的举措所针对的对象，几乎全都是自己治下的子民。对于外人来说，他是在“管教”自己的“劣子”，像惩治阉党、陕西赈灾、小范围整顿吏治等等，都是在清理自家的门户，而与后金和蒙古无关。
最近惩治奸商的行动，虽然算是与后金有了些比较直接的关系，可实施的范围也没有超出大明的疆域，因此更像是皇帝陛下在惩治顽劣不化的子民，而深受其害的后金，看起来也只不过是吃了些挂落而已。
可皇太极的感觉却并非如此。
在这短短的一年时间之内，皇太极感到自己的胸部不停地被挤压，颈项部位也似乎有一根绳索在不断地收紧，令他不能畅快地呼吸，也不能直抒胸臆。
究其原因，是因为强邻逐渐显现了摆脱病态的苗头，正在逐步走向强健。这种态势，与那位天启皇帝时期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可这也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并非全部。
做为雄主努尔哈赤的子孙，皇太极是不惧任何艰难险阻的，他也有信心与南面的那位掰一掰腕子。一位是守成，一位是草创，双方尽力施为，看看到底鹿死谁手！
但是，不行，皇太极还有着相当大的约束。这约束就来自后金统治阶级的高层，来自与其并列的另外那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
按照努尔哈赤在弥留之际留下的“规矩”，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三大贝勒和皇太极是平级的，都有统治后金的最高权利，“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意思就是，后金的这个家，是四个人一齐当，并不是由他皇太极一人说了算。
因此，此时的皇太极还不能独断专行，任何后金的大政方针，原则上是要四大贝勒都认可之后，才能施行的。
从这一点来说，皇太极有时会羡慕晚他一年接任的南面的那位皇帝，甫一上任就自然地接管了所有权柄，从此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施行治国方略，哪像自己还要时时处处顾忌“俱南面坐”的其余三人。
想一想，真有些心灰意冷。
可既然坐到了这个位置，就没有退避的道理。
因此，在众人的面前，就得要表现出谈笑间杀伐决断随口而出的样子。如此，才能令阿巴泰、多尔衮和硕托等追随者更加的死心塌地，令杜度等那些稍具异心者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在分派众人职分时，皇太极都是一如既往地明快和果断，没有一点儿拖泥带水、犹疑不决的痕迹。
此次与大明交战，皇太极提出拟采用围点打援的战略方针，争取在运动战中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对此，其他那三位贝勒并没有异议。这也多少令皇太极感到了快意。
具体的战略就是将明军围困在大小凌河或是锦州，然后切断其余外部的联系，但并不发动、或者并不“真正”发动针对被困城池的攻击，而是将主要兵力布置在外围，目的是用于打击前来支援的明军，以及截断明军的粮道。
一俟大明的援军被击溃，粮道被截断，被困城池中的明军也会丧失信心，到时或攻或招降也就容易很多。
如此战略安排，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要尽快地找到明军的储粮地点，并且也要尽快地攻下，明军的粮道截断，将输送至被困城池的粮食也要据为己有。否则的话，首先稳不住的，不是大明，而是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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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年之前登基的大明王朝皇帝陛下、和两年前接位的皇太极相比，二十五年（公元一六零三年）前，因父亲莽骨速早逝而从祖父布延薛禅汗继承汗位的林丹汗，在三人中可以说是一个“老资格”了。
但可惜的是，他这个老资格，目前的境况可不是很好。
不，不能说“不是很好”，根本就是非常糟糕，甚至是糟糕透顶。
就在上一年，察哈尔阿喇克楚特部长多尔济伊勒登、安班和硕齐、扣肯巴图鲁、昂坤杜棱等台吉，也先后率部依附于皇太极。
这还不算完，嗣后皇太极又命其弟多尔衮和多铎贝勒为先锋，率精兵先进。多尔衮探知多罗特部青巴图噜塞棱及其部众在敖穆伦住牧，于是合兵袭击了敖穆伦，多罗特部多尔济哈坦巴图噜受伤遁走，台吉固噜被杀，其部众万余人被皇太极俘获。
至此，林丹汗的身边，几乎就只剩下了自己的察哈尔部，基本等于孤家寡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林丹汗虽然雄心犹在，可他到底也知道，自己已经无力与皇太极的后金相抗争了。有道是惹不起躲得起，他只得打算远遁漠北，以期苟延残喘，用“卧薪尝胆”聊以自慰了。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亲卫将一名自称是大明王朝的信使送到了林丹汗的大帐中。
这名信使名叫博尔特，他没有携带什么书信，只是给林丹汗带来了大明王朝皇帝陛下的口信儿。
皇帝陛下的口信儿只有十个字：天助自助者，成功者自救。
博尔特说了这十个字之后，就紧闭起嘴巴，似乎是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天助自助者”的道理，十三岁就接任汗位、二十多年以来历尽坎坷的林丹汗肯定体会多多。不过，强人努尔哈赤父子的存在，对金帐汗国的威胁尽人皆知，二十多年的汗位坐下来，林丹汗更是甘苦自知。
就算是蒙古的五大部未曾离去，林丹汗也只能说可与后金一战，却不敢言对努